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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两国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甚至潜在地更为强烈，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甚至风暴

　　中美关系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差不多总是呈变动幅度有限的波动不已状态，以至在太平洋此岸的观察家们中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一描述或判断几乎成了多年来的一句口头禅，而且太平洋彼岸的大多数评论者的基本看法也是如此，虽然用词有所不同。

　　在先前各个历史时段，导致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中国之外的世界政治和东亚国际政治基本状态、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中美关系中一系列长期性的重大问题的发展动态等，使得两国关系在高度友好与严重对立这两端之间的宽广的中间“谱段”内来回游移，以至变动幅度有限的波动成了常态。

　　中美关系又一番波动

　　当前，人们感觉到中美关系有了又一番波动，那就是从2004年秋季“中美关系30年来的最好状况”(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语)变为现今业已显露并且将会继续的中美关系紧张。在中美关系的四个主要领域——经济互相依赖、安全领域选择性合作、政治和外交歧异、战略性竞争和局部对立——中间，每个领域内的矛盾和紧张程度都有明显的发展。

　　虽然这一番波动也许仍然会遵循上面讲的那种模式，但其基本原因却远比先前的波动来得简明，并且更具根本含义和历史典型性，那就是一个超级强国面对一个新兴强国迅速崛起而趋于加速形成的相关的忧惧、警戒和抗拒心理，加上正逐渐趋于形成的旨在阻滞、遏制和应对这崛起的根本战略决定。

　　如此判断，可以用美国政府近来众多有关的对华言行予以印证，辅之以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的大量相关谈论。在这么一个框架中，近来美国政府方面导致中美关系局部紧张的一系列行为就很容易理解。不仅如此，在这一框架中，也容易预料，就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大趋势而言，这些大概只是开始，尽管中美关系的轨迹仍将不是直线式的，也尽管中美关系的内涵仍将在战略性对立和政治经济重大争端之外包括重要的协调和合作成分。

　　鲍威尔的评估成为“绝唱”

　　在上述行为中，就预示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思维和中美政治关系中长期趋势而言，最重要的是近来急剧增加和升级的、美国决策者们对中国军事力量加速增长公开表达的关切。

　　近几年来，虽然美国政府对此一直注视，五角大楼也不时就台海两岸军力对比的变化趋势发表某些似是而非的“中国军事威胁”言论，但中国军事力量发展问题不被美国政府纳入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的一等议程，而且就此表述的立场总的来说颇有分寸。鲍威尔去年12月就中国国防白皮书发表的如下言论，确实代表了美国政府几年里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基本评估和基本立场：美国密切关注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目前并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担忧。然而，这一重要言论现在看来似乎成了对华战略评估的“绝唱”，取而代之的是其后不绝于耳的美国决策者“中国军事威胁论”。

　　今年2月中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国会参议院公开作证时表示，中国海军力量的扩展令人担忧，说五角大楼正在密切予以监察。与此同时，美日两国外交和军事部门首脑将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关切纳入美日共同声明。3月中旬，中央情报局长戈斯继不久前宣称中国军力发展能够倾覆台海均势后，对参议院进一步说它还威胁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美国军队。导致中国军力威胁亚太美军安全也是当时布什总统本人公开表述的、强烈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最主要理由。大致与此同时，国务卿赖斯在其亚洲六国之行启程时对报界表示，美国尤其因为台湾问题而关切中国军力增长，并将借助于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维持区域稳定和军事力量平衡。

　　最近，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将美国政府决策层新近的“中国军事威胁论”显著升级，明确宣称中国军力增长是对亚洲安全的威胁，国务卿赖斯随后予以附和。最近还有媒体报道，即将出笼的五角大楼本年度军力评估报道将显著提升“中国威胁”的级别，使之近乎甚或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恐怖主义的对美威胁。所有这些综合起来看，可以认为是近年来中美关系中最重大的预兆不祥的事态之一。

　　结构性矛盾更为深刻

　　中美两国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甚至潜在地更为强烈，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甚至风暴。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持续进行军事现代化……在如此的根本形势中，力量趋于衰减的美国会比冷战结束后的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一种必要——对华构筑和强化战略性/军事性防范的必要。

　　无论是鉴于国际关系史还是鉴于国际政治常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必将(甚或已经开始)成为美国战略家和新保守派心目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它们认为美国相对而言最可以着力对付的问题。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心实现必不可少的军事现代化。这一根本矛盾将逐步在越来越大的分量上影响或规定中美关系，使之越来越带有强国之间竞争性关系的首要战略色彩。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时殷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