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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西方人早已享受着一体化、世界化的成果，能够在诺曼底、斯大林格勒、莫斯科把酒言欢的时候，东方世界依然在苦涩之中，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实力、信心、精神依然颠倒着。东方大同仍是一条漫长的路

　　文/余世存(作者为北京学者)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实际在西方，十年前就开始了对二战的一种现代方式的纪念。1995年，俄罗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纪念二战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2004年，欧洲又以诺曼底登陆纪念拉开了纪念二战六十周年的序幕，一天之内，诺曼底从一个历史和地理名词变成了一种现代精神、一个世界概念。

　　当盟国二战老兵胸佩勋章列队跨过绿茵草坪，当欧洲各国、美、俄的国家元首并肩闭目为和平祈祷，当包括德国阵亡军人在内的诺曼底全体阵亡将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阳光下平等而尊严地接受后世人们的致意时，在犹他海滩和整个欧罗巴降临了一个巨大的句号：欧洲自相残杀的历史、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历史，正式宣告终结。

　　一个月前，俄罗斯红场再次举行了有各国首脑在场的世界性庆典。无论欧盟和俄罗斯的当下历史如何曲折，我们可以说，他们正走在时代的前沿——一种充分一体化、世界化地看待历史的时代前沿。

　　但在东方，人们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仍显得苦涩。

　　国家之间互不通气、官方民间的纪念也多单向而不能完全放松。最关键的中日两国，今天的国家关系和国民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昔日东亚战场的受害者、侵略者、胜利者、投降者之间，虽然维持着浮表的外交和经贸关系，但几乎完全缺乏彼此认同并服膺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取向。

　　六十年前，我国的媒体在报道战争胜利时评论说，“八年抗战，中国惨胜。”今天的东方世界依然在这种惨淡的光景中，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实力、信心、精神依然颠倒着，他们各自纪念着自己的先辈，并不解地打量着他人。

　　一句话，东西方世界有着同样的起点，却有着不一样的收获。

　　西方人早已享受着一体化、世界化的成果，他们能够在任何地方，在诺曼底、斯大林格勒、莫斯科把酒言欢；东方人却无法释怀于历史和现实的纠葛，再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信奉者也不敢奢望，当年东亚的交战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滩、一个半岛、一爿广场上握手言和。从南京、上海、仰光、新加坡到诺曼底的路是一段漫长的路。

　　也许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际，东方的知识界最应该做的，是检讨自己的缺席和失职行为，是总结西方知识的经验。

　　一体化本就是知识者的梦想，欧洲人以五六十年的时间把这种梦想变成了现实。不单如此，西方人对战争的反思在战争结束时即已开始，六十年来，他们关于战争的图书汗牛充栋，他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

　　反观我们东方，这方面的工作乏善可陈。在一些国家里，关于战争的描述、反思也仍是彼此冲突、各说各话，未能在时间和人类的尺度下激浊扬清。因此，今天东方人的纪念也就是停留在对一次战争、对战争中的人物的一种缅怀上。

　　东方世界一些人远未能认清法西斯的危害，甚至东方知识对法西斯的定义也是模糊的。对法西斯的本质：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至上、国家资本主义、财阀政治、复兴传统的迷梦，等等，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反思。

　　当年郭沫若以文人的机敏给东方世界的人性之恶和人类之敌命名为“法东斯”，他敏感到反法西斯的战线不仅在国与国之间，也在国家之内，在人性之内，这也正是西方人反法西斯的最大成果。不同的是，西方人有着整个知识体系、制度建设、社会成就来捍卫并保证这一成果；而我们东方人的反思和梦想往往属于文人的“咳风唾地”，随风消逝。

　　深入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东方国家的不能对话、发展艰难正跟法西斯的病灶没有清除相关。

　　我们纪念反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但法西斯或法东斯并没有从我们身边消失，我们不能释怀，因为今天的东方世界正在承受着民族国家利益与世界公民理想之间的冲突，正在承受着国民性、国情特色与普世情怀之间的冲突，正在承受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严重受挫的代价，正在全球化的阴影里不能自拔。

　　国家如此蒙尘，个人也如此犬儒怯懦，这是东方文明转型整体危机的产物。但愿东方的知识界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能够想起西方，但愿我们仍能够对未来的东方大同怀抱梦想。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