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民币汇率机制必须调整，目前已无异议，但汇率改革有多迫切、作用有多大，尚存分歧。随着宏观经济的变化，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一种观点正在成为主流

　　中美央行行长的困惑

　　虽然中美两国的经济走势越来越趋于稳健，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却都不轻松，他们正面临一些新的困惑。

　　很少被难倒的格林斯潘，日前在国际货币会议的电视讲话中坦承：在过去的一年中，虽然美国经济不断走强，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连续8次上调，达到3%的水平，但美国长期国债的利率却持续下跌，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目前已跌至4%的罕见低位。长期利率的不断下跌，使美国房地产市场不顾加息而持续火爆，美国居民对其他信贷消费的热情也保持高涨。

　　格氏将造成美国长期利率走低的因素归结为一种神秘的“新力量”。

　　周小川面临的麻烦似乎更多一些。今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6591亿美元，同比增长50%。“坚壁清野”迫退国际游资的愿望不仅没能实现，一些新的压力又出现了：居民售汇增加，外资企业结汇也开始上升。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上海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74.14亿美元，当月净减少3.63亿美元，同比多减4.52亿美元。同时，人民币各项存款新增334.43亿元，同比多增24.96亿元。

　　中美两国央行行长面临的问题看似不相干，实则联系紧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贸易与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大幅增加，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这些外汇储备又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国债在中国为主的需求扩张中价格上升、收益率持续下降。也许，这就是格氏所谓的神秘“新力量”。

　　贸易争端背后

　　上周末，中美贸易争端谈判几无进展，双方分歧明显，再联系到中欧间尚未解决的纺织品贸易摩擦，这些都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中国的贸易环境正在恶化。

　　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出口2180.5亿美元，增长34%；进口1968.7亿美元，增长13.3%；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11.7亿美元。这组数字看似正常，但如果加入价格因素，问题就显现出来了。2002年以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但出口商品价格未能上涨，甚至就在最近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开始后，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还在下跌。

　　这意味着，近一段时期，中国出口货物量的增长远比出口额的增长要快；而进口货物量的增长则比进口额的增长慢许多。经济学家宋国青曾做过计算：今年1月份，中国石油进口按金额计算，较去年同期上升5%，但实际进口量却下降了25%。

　　原因何在？还在于汇率。

　　中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名义汇率与美元挂钩。这样，中美两国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就将导致人民币与美元实际购买力的变化。如果中国的通胀率高，美国出口的商品就会相对便宜；如果美国的通胀率高，则中国的出口商品就会相对便宜。

　　1998年以来，中国通胀率大部分时间低于美国。虽然去年一度高于美国，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宏观调控，今年4月又降至1.8%，而同期美国的通胀率还在3.5%的较高位置。这表明，人民币汇率不仅伴随美元下跌而相对于欧元贬值，即使相对于美元，实际购买力也在下降。正当全球生产成本都在提升之时，中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却越来越便宜，出口增势越来越猛。如此这般，贸易摩擦怎能不加剧？

　　宏观调控难题

　　去年年初开始的宏观调控，先后树立了几个目标：控制钢铁、房地产、电解铝、电力等行业的投资规模，控制居民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抑制房地产价格等。从目前看，效果明显，过热行业投资渐冷，CPI及房地产价格回落。然而，贸易摩擦却迅速加剧。

　　一个现象似乎正在成为规律：当针对某部门的调控见效时，其他部门的矛盾又凸显出来，可谓“按下葫芦起了瓢”。

　　事实表明，一国经济强劲增长，带来居民收入增加，如果物价控制较好，必然使实际汇率升值。但如果汇率固定不变，就会通过物价大幅上涨的方式完成本币的实际升值。过去3年中，中国原料、能源及运输等瓶颈的出现，投资、贷款猛增，以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升，正是人民币试图通过物价上涨实现自身升值的表现。然而，当物价也被人为地控制住后，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力量不得不寻找其它的释放方式，加速出口成为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前中国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实质正是汇率问题。

　　要缓解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摩擦，只有提高中国商品及资金的价格。其路径有三：升值、升息和加税。

　　普遍加税并不现实。一则，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已然处于较高水平，只有减税而没有加税的理由。二则，中国近年财政增收极快。三则，加税对企业竞争力的打击比加息和升值还要大。

　　升息的理由也越来越不充分。近几个月，物价上涨的动力不断减弱，正利率也许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这样，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升值。

　　正所谓，汇率是纲，纲举目张。

　　(稿件来源：《中国证券报》，作者：尹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