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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被誉为中国股改第一人的刘纪鹏如此表达他的人生愿望：45岁教书，50岁著书，60岁种树。这些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在努力实现的过程中……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刘纪鹏都安排得妥当而从容。

　　今年4月5日，被誉为“中国股改第一人”的中国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兼北京标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纪鹏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预言，今年上半年可能推出股权分置试点。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

　　对中国股市来说，这一改革动作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对于刘纪鹏而言，这只不过是他又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判断。

　　贵胄的自尊

　　每年清明节，刘纪鹏都会回到家乡河北西陵去扫墓。那里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皇帝的陵墓所在。而他的先代则是为皇帝守墓的人。作为雍正皇帝的守陵人，他的祖父母和父亲的墓地就在雍正皇帝墓的侧方。令他感到自豪的是，雍正墓是目前唯一没有被盗过的皇帝陵。

　　刘纪鹏的先祖是清王朝的开国之君——努而哈赤的第六个弟弟。清兵入关后，他们也随之迁到了河北省的西陵一带，拥有正黄旗的身份。虽然有着尊贵的出身，但是刘纪鹏的少年时代却充满艰辛。10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们兄弟姐妹5人带大。

　　这种皇亲贵胄的血统，使他在饱尝生活艰辛的同时，心中依然保藏着贵族的骄傲。即使后来下海当了咨询公司的总裁，刘纪鹏也总是希望保持高高在上的专家身份，而决不愿与客户谈钱。所以刘纪鹏常常贱卖自己的知识和方案，因为他抹不开那层面子。

　　刘纪鹏最初为企业作股改方案时，常常是“友情客串”，根本难以启齿谈钱。1991年底，他作为海问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高西庆一起为天津立达集团设计股改方案，两个人都不好意思提钱，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还是高西庆开价4万元；1993年，张瑞敏两上北京，请刘纪鹏为海尔集团设计股改方案。海尔股改上市的方案十分复杂，刘纪鹏带着7个人整整在海尔干了15天，张瑞敏也天天陪着一起日夜苦干，最后刘纪鹏也只收了15万元；1995年，给李宁集团做的管理组织整合和海外上市方案，合同定价30万元。最后由于对方的原因，暂不上市，只给了15万元；海南航空的股改规范及上市方案也只收了15万元。

　　与今天咨询费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相比，刘纪鹏说：“我们当时也开始尝试将咨询的收费标准尽量与企业的总资产、融资额这些重要指标挂钩，也想有更好的收入，但我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得不好！往往是对方给多少钱就收多少钱。”

　　但是现在，刘纪鹏开始尝试着改变。他请职业经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公司，而他只是做为专家和顾问提供智力服务。他自言，很喜欢为企业作出诊断，很喜欢那种被人奉为上宾的感觉。

　　最不听话的学生

　　1979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刘纪鹏考入当时的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其间他读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蒋一韦教授所著的《企业本位论》，深受吸引，于是决定报考蒋教授的研究生。

　　1983年刘纪鹏如愿以偿。蒋一韦是位非常注重调研，理论研究结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他强调方法论的思想，使刘纪鹏获益匪浅。方法论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他的研究与咨询生涯。

　　几年的学习中，刘纪鹏开始对导师理论中的一些缺陷产生质疑，并且最终引发了一场历史性的争论。

　　1986年，中国的企业改革在经历了第一次高潮之后，开始了股份制试点。刘纪鹏随同蒋一苇教授参加了试点企业之一——嘉陵摩托车厂的股份制改造方案的设计工作。在嘉陵股份制模式的选择中，刘纪鹏与蒋一苇教授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的焦点是：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应不应该设立“集体股”。

　　蒋教授认为：企业在通过自己的劳动收入偿还国家的原始投资或贷款后，应形成企业资产并归劳动者集体所有。所以要建立企业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则应设立“集体股”。刘纪鹏认为：“集体股”主体模糊，集体所有制仅是中国特有经济环境中的过渡形态，他提出了应以股份制为目标模式，确定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的思路。

　　这些讨论无论是在北京八角村，重庆迎宾馆，还是在陪同牵头负责此项试点工作的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张劲夫前往重庆考察的专列上，一直在老师与学生之间进行，尽管在讨论中蒋老会说：“你是我最不听话的学生”，但实际却愈来愈注意倾听这个不听话学生的观点。最终，由于张劲夫支持在“嘉陵模式”中设“集体股”，所以这一场争论以刘纪鹏暂时失败而告一段落。在遵照领导和老师的指示进行方案设计的同时，刘纪鹏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观点和立场。《经济研究》1986年第八期刊出他的《论企业所有制与企业法人所有权》一文，是中国经济理论界最早提出法人所有权的文章，从而初步确立了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的思想。这些在日后他所主持的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方案设计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被他在企业重组的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参与创建中国STAQ交易系统

　　之后，刘纪鹏又先后参与了北京旅行车股份公司和四通公司的改制方案设计。这些企业改制的成功，使刘纪鹏在业内声名鹊起。1989年，刘纪鹏被中信国际董事长荣毅仁挑中，将他从社科院调到中信国际研究所担任公司制度室主任。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企业组织和公司制度研究，刘纪鹏原本有些悲观，他认为在这一领域出不了大家。199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对其《公司集团与集团公司》一文的赞赏，使他备受鼓舞，最终坚定了把公司问题作为毕生研究方向的决心。

　　在初入中信国际研究所那段时间，中国开始筹备设立证券市场，需要一个具体操作单位，于是中国八大金融机构投资组建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刘纪鹏也因此有机会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立过程，与曾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副主席的高西庆等交情甚笃。

　　在联办工作期间，刘纪鹏在中国首次提出了“法人股”理论，并得到了高层的认可。随后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法人股”流通市场——STAQ交易系统。

　　1992年7月，位于北京亚洲酒店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所属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和NET系统的法人股流通正式运营。到1993年6月，两个系统已发展到挂牌流通法人股17支、会员公司近500家、开户的机构投资人股东3.2万个、累计交易额218亿元。对此，刘纪鹏评价说：“法人股流通开创了把社会主义国营独资企业改造成公有股份制企业的崭新途径。”国内外有识人士对这一中国独特的市场普遍给予较高评价。

　　联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工作异常辛苦，兼职月薪只有200元。不仅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是家常便饭，而且出差任务繁重。所以在当时联办的高级管理人员中，离婚率高达80%。联办副总干事王波明有次请刘纪鹏吃饭。第一个话题就是“你结婚几年了？”，当听到他“八年了”的回答后，王吃惊地说，你居然八年还没离婚？而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夫人在体改委管股份制，比我还忙”。

　　被绑架到玉柴

　　在联办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刘纪鹏还被绑架着作了一些私活，同时也成了他时时被引用的经典。

　　1992年4月，刘纪鹏应邀到中国工业经济研修中心就股份制问题讲课。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玉林柴油机总厂厂长王建明恰在听众席上。尽管王建明当时对股份制一窍不通，但他悟性极佳。课后他立即找到刘纪鹏，请他到玉林为玉柴设计股份制的改造方案，并以“从上飞机开始，每天付酬400元”为诱惑，这个数字在90年代初的中国已算“天价”。但由于当时法人股的流通试点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刘纪鹏表示难以成行。可这时，蒋一苇教授负责的中国工业经济研修中心出面，派一位口才颇佳的女处长做说客，并购买机票安排行程且一直把刘纪鹏陪到玉林。

　　一到玉柴，刘纪鹏便开始给厂领导和财务人员讲课，了解财务情况，进行实地考察。本来，刘纪鹏计划只在玉林呆两天，调查后回到北京写报告。可是王建明硬是说玉林买不到南宁飞北京的机票，坚持让刘纪鹏在玉林把报告写完。

　　当时的玉柴挂着玉林柴油机总厂和广西玉柴机器集团两块牌子，净资产1个亿。刘纪鹏设计方案时，首先把玉柴总厂和集团分开，使之在法律上成为各自独立的法人，将玉柴总厂改造成股份公司，机器集团改造成集团公司，股份制和集团化同步构造。然后把股份公司的国家股变为国有法人股，由集团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这既回避了国有股持股主体问题，也有效的避免了主管部门和股份公司“两张皮”体制不顺的问题，同时集团公司作为国有独资企业继续对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承包，又顺利的实现了承包制和股份制的对接。这一模式为玉柴顺利筹集8000万股、2.4亿元资金和日后筹资5000万美元并间接在海外上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刘纪鹏为企业定向募集法人股设计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在广西，刘纪鹏整整呆了九天，在离邕返京的飞机上，陪同他一起前往的女处长一边诡秘地笑着，一边在他面前晃着一张20万元的汇票，并且交待了绑架他的原因。玉柴承诺，只要能把刘纪鹏请到玉柴，他们就赞助研修中心20万元。

　　玉柴的股份制改造非常成功。现在，玉柴的总资产已从股改前的2亿多元发展到30多亿元，净资产从1亿元增加到24亿元，年实现利税从1000万元增加到3亿多元。

　　以后，刘纪鹏讲课总爱举玉柴的例子，并阐述他“老树发新芽”的理论：中国的改革要把国际规范和中国国情结合，尤其不能照搬西方，不可模仿苏联、东欧国家的企业改革。苏联、东欧国家的企业改革基本上是用把国有企业分掉或卖掉的办法，就好比是“砍掉老树重裁新树”。可砍掉老树十分痛苦，重裁新树又需一个过程，二者衔接不好，就会造成社会动荡。中国的企业改革通过法人股的定向募集，是要让老树发新枝，在原有企业存量资产不分不卖的条件下，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资金，进行企业增量重组，形成现代股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以老树为主体改造，老树的营养可不断供给，滋养新芽，随着新芽的成长，老树的比例日渐下降，然后慢慢消失，顺利完成新旧两种企业形态的转换。玉柴经过股份制改造，从一个国营独资企业变成了一个拥有500多个法人股东的公有股份公司，国有股所占的比重也随着资金的引入，从100%下降到57%、继而又下降到28%，“老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新树”部分的比例越来越大，实现存量资产盘活、资源重新配置的目的。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咨询公司

　　1992年，为了适应大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化和法人股流通试点工作的需要，有关方面决定成立一个咨询公司，邀请刘纪鹏担任负责人。刘纪鹏将此事书面报告了当时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在荣毅仁的批示下，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正式成立。

　　刘纪鹏说，他做咨询目的是治学，他的志向在学术上。所以在客户的选择上，刘纪鹏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所选择。

　　在北京标准公司的会客室里，挂着一张大幅的中国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画了很多红圈。刘纪鹏从国家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的角度，有选择地参与企业的股份制试点。在区域布局上，最近几年他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都选了一些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试验。他说：“这就象下围棋，首先要布子，孤立的看没啥名堂，最后把这些子连起来，就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以西南地区为例，我认为四川、广西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成都是西南的金融商贸、通讯和科技中心，也是交通枢纽，而广西则是西南地区唯一的出海口，在这两个地区布子，更能带动人们的金融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两点相连则正是西南地区的发展重点。”

　　几年来，刘纪鹏已主持了中国100多家公司和企业集团的股份制改造、募集资金和在境内外上市的总体方案及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模式的设计，这些企业遍及十几个省市，行业涉及机械、电子、食品、纺织、航空、海运、金融、旅游、农业、商业等众多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