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的高考移民风波近日似已尘埃落定。海南省教育主管部门5月17日宣布340人被取消报名，并在网上公开被取消的学生名单。而在高考前夕，这些因两地重复报名而被剥夺报名资格的学生，突然被重新同意在海南省报考。从义正词严到最终“食言”，不过半个月时间，其间无疑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6月5日《中国青年报》)

　　海南“高考移民”封堵令的发出，有足够的政策依据。本来看似板上钉钉、无法更改的事情，竟然也会变。其实，这里面也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对于高考移民问题的判断，绝非一个简单的是非判断。

　　“高考移民”固然使本地考生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然而，当地考生凭借资源优势或国家政策的扶持，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一种不公平。北京升学率可以高达70%甚至更高，凭什么其他省份就只有50%。户籍制度的客观存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分数悬殊差距，谁敢说这又是正当的呢？在市场的作用下，高考移民用脚投票——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本身就是对现行高考制度的质疑。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在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巨大的中国其实古已有之。据韩国历史学者裴淑姬的考据，宋真宗年间，改比例解额制为固定解额制，由于各地解额不均，由此出现了固定解额较少州郡的士人纷纷到解额相对较宽的州郡去取解的做法，人称“冒贯寄应”。明清以降，这种“冒籍”现象更为猖獗，“近年奔竞之徒，利他处学者寡少，往往赴役投充增广生员，乍冒乡贵，隐蔽过恶，一概应试，所在教官侥幸以为己功，其弊滋甚。”中国科举史上的“冒籍”现象，与今天的“高考移民”何其相似。

　　古代士子“冒籍”，由此而引起的官司和骚乱不少。统治者对“冒籍”者处罚其实不可谓不严厉，轻则发回原籍、革职查办，重则问罪囚禁，甚至杀无赦。然而避难就易、想方设法冒籍到录取率较高的省份去应试的，似乎并没有因此被遏制，反而随着配额的细化愈演愈烈。科举的重要性在古代社会自不待言，“十年寒窗苦，蟾宫折桂枝”，范进中举的欣喜而狂正是这种“冒籍”现象的最好注脚。当科举成为惟一的“举仕”途径，围绕这种制度的“道高一尺”，自然就有“魔高一丈”。

　　今天的高考也正是这样，“一试定终身”的背后有多少辛酸和泪水。高考制度同古代的科举一样，成了普通老百姓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对于广大农村学生来说，高考是他们跳出农门的最佳途径，除此之外几乎别无选择。因此笔者以为，弱化高考的作用，拓宽公民向上流动的途径才是首要之举。

　　面对这种“高考移民”，有人曾提出应该取消分省定额的录取制度。这样争论同样古已有之，北宋中叶，欧阳修与司马光引发的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首轮争辩，就是围绕凭才取士还是逐路取士展开的。结果又怎样呢？宋元明清的史实证明，在中国的国情下，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式的公平公正，只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古代统治者要巩固中央集权，必然要通过政策倾斜来“照顾”边远省区。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是个大问题。在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想通过“全国一盘棋”来“毕其功于一役”，显然不现实。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高考移民堵还是疏的争论其实并无意义，只能说，封堵“高考移民”，功夫在“堵”外。

　　(来源：《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