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次转折的酝酿、准备到实现、完成的整个进程中，陈云同志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实现历史转折提供了准备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陈云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两个凡是”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决。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禁令”，带头公开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从组织路线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华国锋却以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为由，迟迟拖延不决，甚至还下了两条“禁令”：“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仍按会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约定，向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他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的书面发言表现了他巨大的革命勇气。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华国锋迫于形势，表示“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在组织路线上带头否定“两个凡是”，冲破华国锋设置的障碍，对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这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了统帅，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

　　第二，1977年9月，陈云与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相呼应，倡导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从思想路线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提出要“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陈云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新华月报》1977年第9期，第81、84页)他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革命家同邓小平相呼应，从思想路线高度批驳“两个凡是”。这启发和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展开，为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第三，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并着手于经济、组织领域的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陈云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一样，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决支持这场讨论。不仅如此，他还在经济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拨乱反正。陈云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共同努力，使得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而且也是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有力地冲决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从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等方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历史转折的实现作了充分准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审时度势，突破原定议程，因势利导，促成历史转折的实现

　　1978年11月10日起，召开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以老革命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看到，邓小平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而当时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而捂住盖子、影响这些问题解决的，正是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位中央领导。

　　陈云审时度势，于11月12日在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并列举了六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重大历史问题：(1)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陈云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2)把从反省院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同志和派到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定为叛徒的问题。他认为，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3)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4)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5)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6)康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这些问题的提出，从而有力地揭开了被捂住的盖子，又一次带头突破华国锋原先设定的议程，抓住了历史转折的关节点，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改变了华国锋预先设定的会议进程。这是得到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的、团结在邓小平、陈云周围的党中央多数，同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居于少数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的结果，是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转变的标志。事后，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充分肯定了陈云的意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这样，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邓陈合作”为特点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而为领导全党完成这次伟大历史转折的任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确立了组织保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领导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胜利完成历史转折的各项任务，打开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打开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在这一过程中，陈云继续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面:(1)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针对“文化大革命”破坏和华国锋搞“新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陈云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邓小平赞成和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方针。中央政治局同意陈云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2)明确规定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陈云于1979年3月25日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行部署。他强调：经济调整是步伐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在陈云的提议下，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称为“新八字方针”)。

　　(3)批评“左”的错误，力主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实践证明，陈云提出和贯彻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对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国民经济各种重要比例关系的平衡、经济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关于《历史决议》的起草。三中全会后不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被提上了日程，陈云始终关注这项工作。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提出起草《决议》的三条基本要求，指出其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过程中，邓小平曾亲自前往陈云处听取建议。陈云为圆满地解决《历史决议》起草中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主要体现在：(1)赞同、支持邓小平提出的三条基本要求，这是决议成功的关键。(2)强调对毛泽东的功过,对建国以来工作中的错误,要写得准确、切实,要“敲定”。(3)要讲毛泽东的主要错误，分清责任。(4)提出重要建议，圆满解决了《决议》的核心问题——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陈云与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指导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对如何写好历史决议，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生发，使《决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

　　第三，完成中央人事调整，逐步解决交接班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调整，采取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方针。而解决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班问题，是陈云关注的一个重点。陈云认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成立中央书记处。他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陈云年谱》下卷，第256-257页)。这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

　　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以后，陈云又进一步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陈云富有战略目光的决策和为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交接班问题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措施和进行的具体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而艰难的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提供了组织保证。

　　总之，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打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历史进程中，陈云发挥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转载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程中原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