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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是SARS，去年是禽流感，今年是口蹄疫。公共卫生问题的应急和预防，中国有了哪些变化？

　　5月28日上午11时许，大约十一二岁的田雨趴在北京延庆旧县镇北京市建雄集团养牛场紧闭的大铁门上往外张望，铁门上粘贴的“本场防疫，谢绝参观”的字样清晰可见。

　　就在前一天下午，中国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向外界报告：4月上旬以来，山东泰安、江苏无锡、新疆和布克赛尔、北京延庆、河北三河，相继发生亚洲I型口蹄疫疫情。

　　前年发生SARS，去年发生禽流感，今年是口蹄疫，期间，前两年的流行疾病在次年又均有一定反弹。但中国农业大学一位权威专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单以疾病而论，前年的SARS属于偶然；而后两种疾病古已有之，只是这两年爆发而已，其中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

　　疫区

　　从5月5日、6日，旧县镇的大柏老村和相邻沈家营镇的后吕庄村发现口蹄疫疫情以来，田雨的爸爸妈妈所在的旧县镇建雄集团养牛场，已经与外界隔绝了20多天。

　　当被问及养牛场有哪些消毒措施时，养牛场看门大爷指着院内大铁门正前方3米见方的一个浅浅的水池说：“送奶车进来的时候，会进行消毒”。

　　虽然正值周六，旧县镇人民政府办公大楼213室里，六七名工作人员仍在开会探讨“牛位、牛舍的租赁方式”等问题。当被问及前一天农业部通报的口蹄疫疫情时，一名工作人员回答说，“主管此事的司书记不在”。

　　“这两天过了劲儿了，前一阵大队安排供销社门前有站岗的。外地的车不让进，进来的人和车都要消毒。”旧县镇的一位村民说。供销社处于进入该镇的要道上。

　　坐在附近路边的57岁的大柏老村唐姓村民也因封锁要绕路回家。他说，大柏老村的养牛小区有5个分舍(另一种说法是七八个分舍)，都集中建设在村边，相隔很近。首先出现异常的是第四分舍，那里的牛开始“不吃草”，后来畜牧专家来了，“怕传染，都弄死了。”后来第五分舍的牛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但据唐讲，“第五分舍也有一部分牛被弄死了。”

　　一户姓齐(音)的村民说，小区出事之后，村子里养奶牛的散户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被要求全家人不能出院子，“大队给这些家送菜、送油，都是免费的，就像非典的时候一样。”

　　这家的主妇指点给记者看窗台上摆的四大瓶“抗毒5号消毒液”，该消毒液的说明上写着：对预防烈性传染病，如禽流感、口蹄疫及新城疫及一般传染病有特效。“大队隔一天送一回，好几种药，还有粉状的灭毒威和一种据说几百块钱的进口药。”

　　旧县镇所管辖的大柏老村紧挨着的，就是沈家营镇的后吕庄。路边地里干活的一位中年妇女说，牛舍里“病的牛就杀了，没病的没杀。”

　　“养牛小区也杀了五六百头牛，都埋在北面的河套子里了。”家里没养奶牛的后吕庄一位妇女说。

　　变化

　　对口蹄疫的大规模封锁的一些措施，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矫枉过正”，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陆生动物卫生标准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希尔曼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委婉地指出，这没有必要，掐掉源头即可。

　　联合国粮农组织北京代表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政府能够在北京代表处提出问询之后，马上向我们通报疫情，已经做得不错”。

　　此番口蹄疫疫情，发生在前年的SARS和去年的禽流感之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和作为，备受外界关注。

　　SARS爆发，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两年来，学界的共识逐渐被社会各界接受。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认：“非典疫情蔓延，集中暴露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SARS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信息透明，健全防疫体系的行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均表示，中国政府在信息透明、与国际组织合作等方面都有进步。

　　“前年很不透明，去年也难如人意”，OIE陆生动物卫生标准委员会主席希尔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今年中国政府主动向我们进行了通报”。

　　相对于前年SARS初期的失序，在有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后，中国内地在启动预案时较为有序。本刊记者赴北京市延庆县旧县镇的大柏老村和沈家营镇的后吕庄村的口蹄疫疫情爆发区采访，养牛农户所反映的情况表明：贾幼陵的“防范控制说”并非虚言。例如，每头奶牛6000元的补偿款迅速到位，没有拖欠。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方人士还说，此外，政府在动物性疾病方面的防治经费发生了从数亿、十数亿、百多亿的变化，相对应的时间分别为SARS前、SARS中和SARS后。这位官员算了一笔账：SARS中国直接损失500亿元，整体损失超过1500亿元。若以现在的投入，假使执行有序，有望在十数年内将若干种流行性动物疾病从内地根除。

　　“动辄在事后启动预案，社会成本太高”。他说。

　　农业部的一位权威专家说：“70%的人类传染病从动物而来。”(另一些专家认为，应为50%～60%)。有事实表明，这番话受到了高层重视，政府在动物传染病方面的工作已开始从事后救治转向事前防治。

　　痼疾

　　尽管如此，目前仍不能说中国已有一个完备的体系。此次应急中的反应，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间的一些步调不一，仍然成为外界质疑的依据。

　　在动物防疫和公共卫生方面，业内人士人所共知的“混乱”依然存在：多个政府部门均可对动物疾病控制发表指示。

　　“承担责任时，法不责众”。中国农业大学专家表示，根本的改善不能指望协调，而是要基于法律的步调一致。

　　以动物防疫为例，据本刊了解，目前仅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已难以规范这一领域，农业部已起草好《兽医法》，但由于不属于十届全国人大的5年立法范围，通过可能要在2008年之后的下一个5年。

　　而一名相关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农业部兽医局一共24名工作人员，药政处只有4人，无力应付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

　　这些编制和体制的问题，并不需要等到《兽医法》的出台才可实施。重庆市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在当地，原来的5个相关事务部门合一为兽医总站，效率提高了很多。但这一做法是否能推广到全国，未见定论。

　　据一名知情人透露，口蹄疫爆发之后，学界已经向国务院提供两个意见，其一，信息应该更加公开透明；其二，变事后的群众性运动方式救治为事前的工作监督。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杨中旭 胡玲 冯亦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