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将组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个国学研究院，首期将于今年9月正式招生。

　　在校方的宣言里，似乎这是国内高等教育开天辟地的头一遭。热衷的讨论者们似乎也淡忘了，早在10年前，人大就曾经办过“文史哲试验班”，而在11年前，北大也招收了他们首批“文科试验班”的学生。这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被民间称为“大师班”。

　　遗憾的是，这两个“大师班”没有满足人们的期待，在几年后就陷入了尴尬。原本设置的八年一贯“直博”学制，几乎无法实现。

　　当年人大试验班的学生给出的理由是：读那么多年有什么用呢？目标中的“大师”并不能保证我们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很多学生在完成了本科学业后，就匆匆毕业了。

　　北大96级文科试验班的一位毕业生回忆说：我们全班30人，除了为数不多几人出国外，都被保研。但在完成3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后，选择在本校继续读博士研究生的，只有不到5人。

　　他说，刚入本科时可谓“风光”，被人们呼为“大师种子”。但在班级内部，约定俗成的自嘲语却是“大虱班”。那是因为，随着学业的进程，在他们心里，所谓“国学”、所谓“大师”的方向感逐渐模糊。

　　这些当年的“大师种子”不了解的背景是：

　　1991年初，在有原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高校部分教师参加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严厉指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这种危机意识给传统文化研究注入了极大动力。

　　1993年5月，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国学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3个月后，《人民日报》刊登整版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编者按说，“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

　　北大教授季羡林看到报纸后很兴奋，建议趁此良机抓紧成立北大国学院，把传统文化的研究推进一步。

　　于是，这样一个肩负着国家和民族重任的人才培养计划，在中国大陆上风生水起。北大、人大等重点大学，都纷纷成立“国学班”。

　　此后，季先生转赴清华呼吁。1999年，清华开办“中西文化试验班”。季先生曾亲赴授课。

　　计划赶不上变化。2001年，北大校方决定：取消“文科试验班”的招生，实行新的“元培计划”———低年级的通识教育，高年级宽口径的基础专业教育。北大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对此感叹：“‘试验班’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的确，能不能出大师并不仅仅依赖“大师班”，而是全社会是否有崇尚国学的氛围。

　　一个成功范例是80年前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声震环宇的四大导师，一大批“读书种子”，成就了国学最初也是最后的辉煌。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王国维等国学大师，认为，旧邦能够开出新命，他们所传播的国学完全有能力与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对话”。

　　然而事易时移，在去年的“甲申文化宣言”中，人们只看到了一个孱弱而芜杂的国学背影。

　　是为了留住这个背影吗？记者试图向人大校方求证。

　　致电校办后，被“介绍”到文书科，之后又被文书科“指导”到宣传部。在这之后，我们无从得知，人大目前的主政者是否研究过前任制定的“大师班”培养计划，是不是在对这一计划有所分析和判断后，才决定组建新的“国学院”。(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徐百柯、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