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寒冬，天寒地冻。上海北新泾的一幢楼内。

　　这里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屋内，一个国字脸的彪形大汉身着军装，锁着眉头，不停地踱步抽烟。军靴发出喀吧喀吧的响声，使寂静的冬夜显得更加幽长、静谧。他，就是刚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是时，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的形势已非常严峻，日寇不断增兵上海，并连续进行挑衅，制造日僧及浪人殴打中国工人、火烧三友实业社和戳死捅伤华捕的事件，而日本领事竟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正式向日道歉、惩办“凶手”、抚恤已死日人、赔偿伤者医疗费、取缔一切抗日运动和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作为警备司令，他必须有应对之策。想到这，戴戟不禁狠吸了一口烟———

　　灯下日记

　　戴戟的儿子戴国庆说起父亲，崇敬和自豪之情叠加。他说，“父亲从参军以来就有每日写日记的习惯，即使行军打仗也不例外”。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夜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坐镇的戴戟缓步走到书桌旁，研墨提笔写起了日记。但这一次他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似有千言万语，却又堵得慌。他知道有他在，有蒋光鼐、蔡廷锴在，对日的反击战必将打起来。前几日蒋介石派何应钦来要求十九路军撤退，已被他们断然拒绝。

　　幼时其父戴钟秀常对他说：“妇女犹戴戟操矛，况男儿乎。”想到父亲，戴戟不禁有些黯然。在十五岁毕业的前一年，父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相继病故，只剩下他和姐姐俩相依为命。为了生计，他便到一姓傅的老板开设的布店当学徒，但傅老板待人苛刻，他每日起早歇晚，洒扫庭院、做工打杂，忙个不停，还不时的受老板责罚。有一天，傅老板让他给人送信，但信却在中途失落了，为了躲避老板处罚，他便独自一人跑到上海参加了学生军，逐渐升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二十年过去了，负起了上海的警备之责。也就在四天前的一月二十三日中午，他和蒋光鼐、蔡廷锴一起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会议上他讲的这句话还萦绕在心中。

　　夜更深了，他放下笔，走到电话机旁，给所辖部队打电话说：租界的外国驻军出动布防警戒，日海军陆战队已在虹口公园集中，有向我闸北防线进攻的可能，应严为戒备，防止日寇的侵袭。

　　抗日肃特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在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起猛烈进攻，攻势十分凌厉，十九路军奋起还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戴戟闻讯，即和蒋光鼐、蔡廷锴踏雪连夜由北新泾赶至设在真如车站附近的临时总指挥部，指挥全军进行反击。并于二十九日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是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一时三十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绝。”

　　戴戟的儿子戴国庆说：“当时我父亲和蒋光鼐等许多将军在激战中都写下了遗书。”

　　从二十八日起，战斗在闸北、江湾、吴淞之间狭小的区域内进行。日寇先后投入十万兵员，配备海陆空优势火力，我方六万余将士，虽装备低劣，但以一当十，顽强抗御着日寇的狂轰滥炸和轮番进攻，扼守着阵地。日寇屡次进攻都遭失败，不得不三易主帅。

　　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在上海市区进行内部瓦解的敌特活动。已连续二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的戴戟连夜紧急召开了侦缉队会议。他说：在板桓征四郎的直接授意指使下，女间谍川岛芳子精心密谋，选定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为事端挑起之地，以日莲宗和尚为肇事人，一手制造了有轰动效应的日僧事件，无耻之极，目前敌特又开始活动，必须挫败他们。于是侦缉队日夜侦察，破获了多起日特的案件，逮捕了大批日特、汉奸，稳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戴戟还派人清理监狱，释放许多关押的政治犯、地下工作者。戴国庆说：“有一次，父亲还赠给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一把护身手枪。”

　　怒驳植田

　　三月初，日军增援部队在浏河登陆，偷袭太仓，迂回包抄淞沪阵地，十九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而蒋介石又坐视不援，总指挥只得作出把部队撤至常熟、昆山、青阳港第二道防线的决定。

　　英、法、美等国为了协调他们在华的利益，遏止日本势力的膨胀，由国际联盟进行斡旋，提出要十九路军撤军、中国军队不得在市区二十里范围内驻军、取缔抗日运动等苛刻条件，作为谈判的前提。蒋介石责成戴戟在淞沪停战协议上签字。戴戟得知这一决定，怒火中烧。他忿忿地说：“如是日方认错的和平停战协议，我是同意签字的，但停战协议内有一条‘上海周围二十里内不准中国驻兵’这种丧权辱国的协议，我是坚决拒绝签字的；阿蒋(介石)签字的人多的很，宋子文、何应钦、吴铁城等都是能手，何必要我。”可是命令难违，戴戟与参谋长黄强代表十九路军出席了淞沪停战协议的签字仪式。

　　在谈判桌上，他与日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日方代表植田谦吉蛮横提出“日军想要在撤退时不受侧面和后方的威胁，因此不得不询问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南岸、南市和浦东的驻军情况，如果中方不说明情况，日军就无法撤退。”戴戟义正辞严的说：“中国军队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行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外国的限制，日方根本无权过问。所谓日军撤退会受中国军队威胁云云，实乃无稽之谈。试问南市和闸北之间相隔两个租界，何至于威胁到日军的撤退？”植田狡辩说：“中国虽有两个租界，可是不仅大炮可以打过，步枪也可以穿过，怎能没有威胁？”戴戟说：“此话岂有此理！因为中国的大炮射程可及，就必须向日军说明中国驻军情况，那么中国飞机飞得更远，难道我们就应该把中国的国防情况告诉你们吗？”驳得植田哑口无言。

　　鸣枪不平

　　或曰：“酒逢知己千杯少”，但戴戟将军却喜欢一个人自斟自饮，而且酒量很大。戴国庆说：“在军中，父亲能喝酒是出了名的，当时据说军中无人能敌，但他从不喝酒误事。”

　　十九路军因在淞沪战役中英勇抗击日寇而名噪海内，但由于违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蒋决定肢解十九路军，准备将其三个师分别调到江西、武汉、安徽，后来由于他们力争，才调至福建。“欲报国而无门，欲成仁而不得”，戴戟只得借酒消愁。一天，戴戟又喝了不少酒，当着一个团长的面大发雷霆，斥他治军无方，这位团长就立正站在他面前，静听训斥。最后戴戟掏出左轮手枪，向天空放了两枪。

　　戴国庆说：“听蒋伯父(蒋光鼐)说，父亲那时主要是生老蒋的气，为不能正面抗日而气愤。”

　　军人治世

　　一九三七年秋，全面抗战已开始，沿长江一带相继沦陷，安徽省被分割成两片：江北为第五战区管辖，江南为第三战区控制。戴戟这时被委以皖南行署主任之职。他觉得有些失望，因为不能率军浴血沙场，尽军人之责。但因皖南临近前线，可以随时支持抗战，于是他还是怀着革新县治、动员民众抗日的激情来到皖南的屯溪。

　　当时屯溪的秩序非常混乱，大量难民潮水般涌入市区，粮食、盐等物资极为匮乏，日军又不时进行骚扰空袭，毒、赌、娼等腐化之风屡禁不止。在开明士绅的支持下，戴戟安置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把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海法学院、芜湖芜关中学等学校的师生安顿下来，选择新址营建校舍，恢复教学秩序；组织难民从事生产劳动，通过生产自救，数千难民的生活得以维持；筹办了屯溪市民医院，解决皖南缺医少药的状况。

　　戴国庆说：“现在我到皖南特别是屯溪，还经常有百姓提到他。”

　　遇虎不惊

　　一九四二年仲夏的一天，戴戟清车简从，爬山越岭去绩溪荆州。当他翻越竹岭头后，已是傍晚时分，山路荆棘丛生，芭茅盖过头顶，山风阵阵，发出“嘎嘎啦啦”的响声，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更让人感到走不到尽头。

　　一行人正急急赶路，忽然发现一只斑斓大虫，盘坐于山路的独木桥头。远远看去，这只大虫两眼闪着金光。抬头看天，日已西沉。前有猛虎挡道，后却无路可绕，怎么办？跟随的卫士看此情景，准备开枪射击，戴戟挥挥手，不让开枪，只见他停下脚步，静观默察。片刻，戴将军拣起一块石头，站起身，向桥下小溪中掷去，那大虫闻声，一个纵跳，朝桥下草丛中跃去。大家无不佩服戴将军的胆识，而戴戟却若无其事的最先走过独木桥。从此以后，荆州一带便传开了老虎给清官让路的佳话。

　　在荆州，戴戟听说小九华乃地藏王菩萨修身之地，便决意前往一观。从上胡家村到小九华山有十来里路，戴戟的随从提出要雇一顶竹轿，戴将军笑道：“我本军人，行军打仗尚且不辞，何况只是几里山路。我们大家边走边玩山水，岂非快事。”一行人有说有笑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觉来到铁釜潭。潭面一如明净，镜中鱼鳖清晰可见，鱼大者盈尺，鳖大者瓢盆。左顾关王刀，一峰插天；前瞻一天门，别有乾坤。戴戟不禁脱口而出，“挟电奔雷沉铁釜，流星赶月似关刀，好景致，好景致。”随即脱去衣衫，跃入深潭，畅游其中，足足在水中玩了两个钟头。

　　游罢铁釜潭，来到地藏王菩萨大殿。仰视周围山川，犹如数条游龙，奔突而至。戴戟不禁为这里的灵气吸引，整肃衣冠，虔诚的礼拜了地藏王菩萨。寺僧请戴将军为小九华题字，他慨然写下“九华名胜一揽收”七个大字。“秀丽江山天造就，宏图伟业后人功。”将军轻吟着。

　　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四位将军签署的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这份文告说：

　　“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年之华冑，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醰”

　　“我们为紧急应付起见，只有以我们爱国热血染成我们最后一片光荣的历史。只有把我们殉国精神葬在四万万未死尽的人们心坎里，我们没有回顾，我们不管成败利钝，一刀一枪，死而后已！”

　　“自由之神已鸣，救死之血正沸，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救中国。哥哥们，弟弟们！冲锋吧！我们要永永远远在血泊中求最后的生存与胜利，我们来高呼：杀！杀！！”

　　(来源：香港大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