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对绥靖政策研究的深化
绥靖政策是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法等国对德意日的法西斯侵略扩张而采取的纵容妥协的对策。针对西方学者长期以来为英法等国对德意日绥靖政策的辩护,齐世荣等中国学者根据史实对之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认为绥靖政策是随着二战前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法西斯不断扩大侵略逐步形成的,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战后和平主义思潮的泛滥、上世纪20年代欧洲外交的惯性力量和一战后英法等国经济上的衰落是绥靖政策产生的重要原因,而反苏反共本性的驱使,使英法资产阶级希望利用德国作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屏障”,从而达到祸水东引的目的。而1938年9月的慕尼黑阴谋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使绥靖政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关于罗斯福是否推行绥靖政策问题。主要有四种看法:(1)、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打着“孤立主义”旗号,充当了欧洲绥靖主义的积极伙伴。孤立主义在30年代披上了“中立”外衣,其实是美国牌的绥靖主义。(2)、罗斯福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立场是前后一致的。不过,在30年代国内外环境制约下,他的这种立场有一种由隐蔽而转为明朗的发展过程。认为罗斯福在美国参战前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3年至1936年,“防御阶段”;1937年至1939年,“遏制阶段”;1940年至1941年,“打击阶段”。(3)、认为30年代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是很矛盾的,反孤立主义、反法西斯侵略即使是主要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面,同时也还存在绥靖主义的一面。(4)、认为30年代的罗斯福实际上并没有独立的欧洲政策,而是推行一条支持英国欧洲政策的路线,这样,便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联系在一起了,不过,在手法上,罗斯福与张伯伦不同,张伯伦是袒胸露臂,罗斯福却蒙有一层民主、自由的面纱。
9、关于法苏战略指导失误研究
有的学者撰文对二战中法德战争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法国在军事战略指导上有三大失误:1.消极避战;2.片面抗战;3.单纯防御:过分倚重马其诺防线;战略防御中缺乏进攻意识,不能实施积极的战略防御。军事战略指导上的这些严重失误,直接导致了法国在法德战争中的失败,而军事战略指导上严重失误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其统治阶级(以国家机器为代表)目光短浅,实行绥靖政策和军事思想的保守与落后。有的学者根据近年来新解密的大量档案资料,对苏军在苏德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进行了再思考,认为导致苏军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1.苏联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苏联1937至1938年的政治“大清洗”波及军队,对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一度造成灾难性破坏;削弱了军队的骨干力量;阻碍了军事理论的发展;造成了苏军体制编制上的某些倒退;破坏了军队教育训练和军事科研工作;贻误了军队建设的发展时机。2.苏军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失误;因循守旧,对战争初期作战样式的判断失误;片面强调战略进攻,忽视战略防御,没有建立坚固的战略防御体系;一厢情愿,主观武断,对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时间判断失误;对德军主要突击方向判断失误;“东方战线”不仅政治上不可取,军事上亦不可取;情况不明决心大,盲目进攻受重创;战前没有预先建立战时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体制;等等。3.在外交战略上的失策。其表现之一是,放弃了建立苏、英、法反德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转而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含秘密条款),尽管为苏军战备争取了时间,但其消极作用亦不可低估;表现之二是,通过最后通牒、武力威胁甚至出兵占领等方式,在他国领土上建立“东方战线”,从而将周边邻国推向了法西斯一边。
10、雅尔塔体系与战后国际格局
雅尔塔体制应是以雅尔塔会议为主的大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协定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和设想,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时,大国之间实力对比和妥协的产物。从大国决定一切的意义上说,雅尔塔体系与以往历次国际体系的转变相差无几。大国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依然存在。但是,雅尔塔体系与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比,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协约国集体分赃的产物,而雅尔塔体系体现了世界民主力量的胜利。
11、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更了时代的主题,改变了世界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的对比,规定了战后局部战争的历史走向。还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有了更加理智的认识。这是研究二战的世界历史意义时应该研究的问题之一。还有学者提出,对于二战后总体和平的保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和平”,即战后的长期总体和平是与霸权主义斗争而得来的。另一种是西方的所谓“霸权和平论”和“霸权稳定论”,把和平归功于存在一个强权大国的家长式控制,或是少数大国的类似的控制,而二战之前的和平不能保持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霸权的存在。所以对战后的和平为何能长期保持,两种解释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和政策取向，小平同志的解释更值得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
12、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历史进程
胡德坤教授认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拨正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为人类社会的前进扫清了障碍,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从战争与动荡时期过渡到和平与发展时期的推动力,使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从以征服与掠夺为特征的旧时期,进入到以平等与依存为特征的新时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战后世界和平奠定了基础,还推动了战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改革。战后世界的变革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变革、欧亚一系列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革。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战后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伟大转折点。学者们一致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战后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3、联合国问题
二战期间及战后创建了一系列的国际性组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联合国。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国际联盟在维护世界和平上的弊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创建了联合国这样一个集体安全机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强调了组成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组织的一系列基本规则,反映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民的共同愿望。战后的历史表明,尽管联合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受到大国政治的相当多的制约,但作为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抑制战后国际冲突恶性发展方面从总体上讲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联合国的政治框架内处理国际问题,一直是战后各国坚持和维护的原则。
14、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亚太国际合作
有人认为,近年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亚太国际合作的研究,已成为中国二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热点。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抗战;(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亚太国际合作;(三)战时亚太地区中缅印战场与盟国的军事及情报合作;(四)对诸如史迪威使华、陈纳德、罗斯福、张西曼、戴安澜、叶佩高,以及南京大屠杀、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苏联援华志愿队、史迪威公路、美国飞虎队、驼峰空运等人物和事件的个案研究;(五)对二战时期经济、卫生、文化、教科文卫等领域合作情况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太地区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进程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实证调查和充分的解析论证,取得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战时亚太地区军事战略合作、政治外交合作以及国际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为同盟国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激活各国战力诸多要素,进而实现区域性国际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增强战时综合实力,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奠定了基础,也为战后直到今天调整各国各地区利益冲突及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
15、战争遗留问题
关于二战的遗留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德、日的战后民主化,法西斯国家的战后赔偿,以及日军在华化学战及战后遗留的化学武器方面。国内外学者们对德、日战后民主化改造及对战争罪责的反省进行了比较研究。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是战败国恢复国际社会成员资格、恢复主权的必要前提,是战争加害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是受害国的当然权利。二战后盟国对法西斯国家索取赔偿和缔结媾和条约时,多偏重于实物赔偿,但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却是一个特例。
有学者认为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需要的演变而几经转变,经历了由实物赔偿到劳务赔偿再到资本赔偿的变迁,美国最终将日本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纳入到东亚遏制政策的轨道,使日本得以将战争赔偿由惩罚措施转化为向东南亚市场进军的经济外交手段。
二战期间日本在华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与当代的中日关系有着紧密联系的问题。中国学者自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而2003年中国黑龙江齐齐哈尔发生的居民被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伤害的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化学武器是国际法明文禁止的违背人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日本军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就着手研制这种武器。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军部部署、命令、督促和教育日军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化学战,造成了中国军民大量伤亡。日军在战败之际又秘密掩埋和丢弃化学武器以掩盖其罪行,而且没有向中国方面提供任何资料。战后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使众多中国人惨遭伤害,同时也造成环境的污染,潜在的危险性日益加重。这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重大战役、第二战场的开辟、具体的战略战术、军事技术革命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总的来看,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是战后世界并不安宁,局部战争连绵不断,还有少数新法西斯分子、日本右翼势力公然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招魂。这必须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警惕和深思。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潘迎春、彭训厚，作者分别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