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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继续持股工行的潜台词就是,工行将继续发挥其社会性和公共性职能
最近有一种看法认为,4月21日公布的对中国工商银行(后简称工行)注资150亿美金是一种“反市场”的方案。其主要理由是:国有银行改制的过程就是政府部门逐渐退出的过程,而此次财政部以并列大股东身份出现在股改银行中,既不同于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模式,也有悖于市场化取向。
这种说法可作一论,但也可能忽略了中国金融转轨时期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本刊采访的众多银行界人士看来,工行的方案折射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另一层深意:尽管最终各家银行都要殊途同归,达到市场化的目的,但在起步时还需要“一行一策”。
一半是财政一半是汇金
“工行财务重组方案跟中、建两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对本刊说。其理由是,此次注资同样动用了外汇储备,只不过数额(150亿美金)远小于2003年年底中行、建行注入的450亿美金。
在形式上,此次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在工行股权分配上还达到了“平分秋色”:央行以外汇储备150亿美元(约人民币1240亿元)和财政部原有所有者权益1240亿元共同注资工行,各占工行50%的资本金。
这样一半是财政一半是汇金公司的“杂糅型”股董结构颇耐人寻味。听取过该方案讨论的人士对本刊分析说:“这是多方角力的结果。”他简要地分析了其大致脉络:
工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巨无霸”,其资产总额近6万亿元,几乎占了中国境内银行业资产总和的1/5。规模的背后是经年积累的呆坏账。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04年年底,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超过700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9.1%。
同中行、建行的情况不同,工行原来的出资人——财政部所拥有的所有者权益根本无法全部冲销损失类贷款。据这位人士介绍,工行的所有者权益大致在2000亿元左右,而其损失类贷款大于此数。当年,财政部之所以完全放弃中、建两行当时的所有者权益,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所有者权益跟损失类贷款大致相当,这样也利于银行在财务上操作。工行不同于这两家银行,因此就算财政部完全放弃所有者权益,也还是不够。
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的注资——此前有数家境外机构估计的工行注资额在500亿美金左右。但是由于上一次注资之后,非议之声颇多,因此这次方案制定者并不希望一下子拿出太多的外汇储备。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实行分步走。
如此,究竟最少注资多少还要看财政部的去留。由于财政部并未选择全身而退,而是跟中央汇金公司共同分担,随后两家经过一番讨论,最终注资额度确定为150亿美金,双方共同持有工行。
这一番水到渠成的谋划就导致了共同持股的局面。这被业内人士普遍称作是一个权宜之计,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因而只能“权宜”。在这背后,还有一个很少被说破的潜在逻辑,“权宜之计”既为形势所逼,可能会“权宜”很多年。
“权宜”背后的逻辑
财政部没有选择全身而退,除了所有者权益方面的考虑外,还有着怎样的权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有金融集团董事对本刊的解读是:财政部不能失去对于工行股改的“控制权”。
这里的“控制权”并不是出发于所谓的部门利益,而是来自于中央层面的考虑。这是因为,工行不同于中行和建行,它具有很强的信贷“公共品”提供者的角色。招商银行高级研究员陆磊对本刊分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通缩时期的信贷增量明显高于通胀时期的特点,但各行信贷波动存在结构性差别。
工行信贷增幅在通缩和通胀时期的差别最大,这与其贯彻央行货币信贷总量调控政策有关 通缩时多放贷款,通胀时压缩信贷。同时,农行的信贷增幅最为稳定,这与其执行中央结构调整政策,支持“三农”有关。
而中行和建行尽管同样具有反周期特征,但与其他商业银行已经逐步趋同。这表明,工行、农行比中行、建行更多地扮演了信贷“公共品”提供者的角色,也意味着工行和农行为此承担了较大的成本。
工行和农行事实上既有商业化经营的目标,也有金融稳定货币稳定以及财政性转移支付目标的“双重人格”。农业银行承担的扶贫贷款,工商银行在很多地方承担的小额担保贷款等等,具有浓厚的社会性和“公共性”。
这一点同中行、建行不同。也就是说,“改革的初始条件不同,改革的方略选择就不同。”陆磊指出。他主张国有银行因此实行差别化的改革,差别主要体现在其股权结构方面,虽说财政持有和汇金本质上都是国家持有,但意义却完全不同。
“财政部继续持股工行的潜台词就是,工行将继续发挥其社会性和公共性职能。如果是一蹴而就的市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也会失去一条‘腿’。”上述金融集团董事对本刊说。
将目光移向更深层次:从宏观调控来看,央行开始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时,需要国有银行来做这些政策的“腿”,也就是传导工具。
这是中国的国情,也是银行业市场结构决定的。目前一些攻坚性任务必须通过国有商业银行来辅助完成,如:东西部差距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这都要依靠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在其中发挥一定的‘公共性’作用,股改后中建两行已经不可能提供此项服务了,财政部持有工行股份意味着它可以发挥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职能。”陆磊说。
这听上去完全是一个“反市场”的说法。但一些受访的人士认为,这是从当前国情出发的“权宜之计”,否则可能出现货币传导机制的真空,东西部差距的拉大,金融资源会向某些地区、行业畸形集中等等。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事实,中央汇金公司主导中行和建行股改,财政部主导工行、农行股改。而阶段性的结果是,中行和建行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工行、农行将承担更多的“公共性”职能。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