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藏羚羊
才嘎来到北京之前,可可西里自然管理局的官方网站上刚刚登出一条令人高兴的消息:国家林业局在9月1日公布,我国藏羚羊在自然保护区的安全环境中生长繁殖,种群数量呈恢复增长态势。根据近几年藏羚羊分布区巡山考察和有关调查显示,青海可可西里、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种群数量至少有10万只。
然而才嘎对这条消息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说,藏羚羊的保护确实有了很大进步,但事实上保护处境更加艰难。
来北京之前,青海、西藏、新疆三个自然保护区在青海开了一个关于藏羚羊的保护会。印度那边的朋友说,他们今年最多时候截获了1吨多藏羚羊绒。1吨多藏羚羊绒意味着什么呢?才嘎说,一只藏羚羊取绒最多一两。前不久,印度的藏羚羊保护工作者在克什米尔发现了300多只沙图什披肩,一个披肩需要3~5只藏羚羊。
奇怪的是,从3月到8月,才嘎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盗猎活动的讯息。“不知道不等于没有。”才嘎感叹地说,“无人区边缘非常辽阔,他们现在在我们注意不到、去不了的地段偷猎。”这两年,盗猎分子们显然更加狡猾,去年5月9日破获的一起案件就发生在新疆、青海、新疆三省交界处,那里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作案手段的日益隐蔽和复杂也令巡山队员们更头疼,才嘎介绍说,以前盗猎分子会在作案地点呆10多天,最多二十多天,但现在他们会做更长时间的准备。
6月份是盗猎高发季节,很多人二三月份,甚至1月份就潜伏在当地,混迹在矿工和牧民中。藏羚羊绒运输路线也拓展了,从前只有青藏公路109国道一条路线,现在最少有三条:第一条是从玉林地区到尼泊尔出境;第二条还是109国道;第三条向东走,从格尔木到西宁、兰州、宁夏,然后找机会出境。运输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带皮子,现在则直接在盗猎当场就半加工,把绒带走,羊皮留在当地。割下来的羊绒和棉花一起缝在被子、大衣、棉袄里,甚至蜂窝煤里——把煤和绒拌在一块做成蜂窝煤,运出去后将煤块捣碎,用水一冲,羊绒就还原出来。
事实上,在可可西里大批倒下的不仅是藏羚羊。在才嘎看来,今年的盗猎工作主要集中在别的物种上:8月份在可可西里发现了两三队人猎杀大批藏野驴,还打了300多只旱獭。就在采访当天晚上,才嘎又接了很多电话,电话那边说,盗猎分子打了很多藏岩羊。才嘎叹息说:“可可西里真是枪声不断啊。”
依然悬殊的力量对比
才嘎又一次感觉到力量的薄弱。正式巡山队员有35个人,加上一些编外也只有60多人。即使是得到了盗猎分子的信息,也经常会力不能及。今年5月,有人报告说在无人区内有一伙挖金矿的人可能在从事盗猎,才嘎和他的队员们用5天5夜时间赶到事发地点,老板已经逃走了。队员们拆除了那些大型机械,将一个小头目带回格尔木审讯,审讯过程中,传来消息说那些人又开始了新的盗猎。等5天后才嘎和队员们再赶到,老板和手下所有的人再次潜逃,所有大型机械已经修好带走。才嘎说,他们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修理加工厂。
相形之下,才嘎他们从一开始就吃了大亏:“交通工具就是我们的第一需要。没有交通保障,进不去山,一切工作都等于零。”保护区管理局的办公室主任刘中曾这样说。《经济观察报》记者晏礼中在今年7月作为志愿者去了可可西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路面恶劣和被恶劣路面弄得狼狈不堪的“战旗”。“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陷下六七辆,八九十人推。”是队员们编出的顺口溜,但是,他们最怕的不是车坏,而是车坏了以后在整个格尔木都找不到配件。在海拔5000米以上,面积大约2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合适的通讯工具缺乏也是没能解决的问题,60多名巡山队员只有一部卫星通讯装置。
两难的生态迷局
实际上,可可西里枪声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一个可管局所能解决,甚至不是新疆、青海、西藏三地所能解决的。
藏羚羊猎杀在中国,加工在印度,使用在欧美。仅在印度克什米尔一地,就是三万人从事沙图什披肩加工,这是养活3万多人的行业。更让才嘎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是,整个可可西里的生态在不可遏止地恶劣下去。这10年来,最让才嘎担心的是不是盗猎分子,而是自然生态的恶化;雪线上升,草地退化,许多湖泊干旱以及气候的炎热。“这些年不知怎么回事,整个全省的气候都在变暖。”气候炎热引起了大规模的鼠害,才嘎说,一里见方的草地上能有90个鼠洞。
严重的草场退化不仅意味着藏羚羊没有草吃,对许多以放牧为生的农民来说,草场的退化让他们也没有了活路。80年代以后,在可可西里周边地区开挖金矿的人越来越多,仅仅在新疆有几万人以上在挖,而且都有县政府、县矿产资源部的证明。开矿对藏羚羊最直接的威胁就是良好地隐蔽了盗猎分子。据说,最初大规模盗猎藏羚羊的,50%都是去挖金子的人。更何况还有大量的非法采金和捕捞湖泊卤虫来挣钱的民工,仅仅从1998年以来,通过巡山活动清理的偷采砂金人员就有7200人,阻止和驱逐偷捞湖泊卤虫人员近1万人。
在电影《可可西里》导演陆川看来,真正应该被惩罚的,不是那些被雇来采金、挖卤虫、打藏羚羊的民工,而是操纵幕后交易的老板。在《可可西里》里,陆川设置了一个盗猎分子马占林,马占林说,我原来放牧,羊、马、骆驼,什么都放,但是后来草没了,羊、马、骆驼都死了。陆川对盗猎分子放弃了道德批判,他说:“这并不是因为我同情盗猎者,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能够吃饱穿暖的人,我没有资格去批判这些饥饿的、为生存而盗猎的人。”陆川在可可西里的时候曾赶上过盗猎分子被抓获,他蹲在身边与他们聊了一下午。
他们打了700多只藏羚羊,做了很凶残的事,但同时他们都是很简单的人——破衣烂衫,吃不饱饭,被西宁等地的老板雇佣盗猎。所以,陆川说:“对可可西里的掠夺是盗猎分子的一种生存方式,饥饿、贫穷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所以真正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鞭挞这些人。如果一个风雪之夜,一个人站在一棵树的旁边,他就要被冻死了,那么就算他知道这棵树是世界上最后一棵树,也会把它砍倒用来生火的。面对这一双双饥饿的眼睛,一个贫困的家庭,我无法说出道德,我只是想真实地反映盗猎者的生活。”
才嘎对这些都明白:“人没了吃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我们在山里,实在找不到吃的,也会打野生动物。”而且他感受的更为直接,每次出去巡山,他都会感受到,许多人的眼睛在监视他们,看到他们给车加油,发动车辆,就会有人给盗猎分子通风报信。在人的生存和环境的保护中,藏羚羊保护面对的是一个两难迷局。
最近,可管局递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可可西里自然生态公园”的报告。才嘎说:“捐助很必要,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可可西里有那么多的物种:藏野驴一次能看到1000多只一群;岩羚、岩羊、棕熊、狼、狐狸、沙狐都不怕人。很多来考察的外国专家都说,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到过这么多类型、这么大群的动物。”才嘎给“可可西里生态公园”画了一份美好的蓝图:这里会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生态公园,公园收入可以给可管局更新装备、买卫星通讯装置。
农民们有了好的工作机会,去做盗猎分子的人就会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当这里成为世界知名的生态公园,就会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保护,起到积极切断渠道的作用。“其实,申请藏羚羊成为奥运会吉祥物,也是为了唤起全世界对藏羚羊的保护意识,彻底消灭这个大市场,让大家都知道,藏羚羊和大熊猫一样,是不能打的。”才嘎这样解释发起申请的意义。(来源:三联生活周刊;作者:马戎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