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29日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在最新一期《财经》杂志上载文指出，为了维持宏观与金融稳定，保障货币政策自主权，降低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成本等等，中国确有必要改变现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大大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在近来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辩论中，一个广为流行的看法是，中国金融体系还过于脆弱，资本账户还不放开，因而汇率浮动不具备条件。这种意见的盛行，可能是造成决策部门迟迟不能拍板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耽误了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必要的及时调整。

　　实际上，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混淆了汇率灵活性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把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与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简单地等同起来。所谓“完全可兑换性”，是指本国货币在经常账户下和资本账户下的所有交易都可与外币自由兑换，资本可跨境自由流动；而汇率灵活性，则指即期汇率水平基本上由外汇市场供需与宏观经济基本面变量决定，可以随着供需双方的变化而相应地上下浮动。

　　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无疑会影响到汇率以及既定汇率制下一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汇率制本身的安排与资本账户并无必然的直接关系。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完全可以和封闭的资本账户在一个市场体系内并存；换言之，走向灵活汇率制，并不要求以资本账户自由化作为前提条件。

　　反过来，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业已开放，资本跨境流动性很强，那么其固定汇率制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资本流波动性的干扰。当宏观经济政策与基本面和固定汇率的要求不一致时，或者当受到冲击(比如世界利率水平、国际油价等)时，固定汇率制将面临尖锐的挑战。在严重的情况下，它将遭遇所谓“投机性攻击”，最终可能瓦解。

　　诚然，银行体系的不健全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但增加汇率灵活性不会额外增加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中国的银行机构的对外净负债很小，仅汇率的波动并不会使其平衡表更趋恶化。汇率浮动本身也不会造成居民挤提银行存款，威胁银行的稳定安全。

　　相反，增加汇率灵活性可以帮助抑制信用膨胀，避免经济过热，实现宏观稳定，防止新一轮不良贷款高企。而且人民币汇率浮动后，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将有诱因对冲汇率风险，从而刺激境内外汇远期市场和外汇衍生工具的发展，促进金融深化和金融稳定。所以，银行问题虽大，却并不应成为拖延向浮动汇率过渡的理由。

　　中国政府正在投入大量资源重组国有银行，推进包括财务重组、业务重组、公司治理、内控和风险管理等全方位的改革。如果这些措施真正到位，中国的银行体系有望在三五年内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