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张进山

　　被誉为“民间外交”、“友好运动”的战后中日民间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植根民众，经久不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发展势头，在战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回顾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为打开中日交往的大门，推动两国友好运动的勃兴和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促进中日关系全面、健康、顺利的发展，它始终扮演着官方或其它渠道都无法代替的角色，发挥了“贸易入手，以经促政”、“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民半官，以民代官”、“与官并举，官民并茂”的特殊而又巨大的作用。可以说，良好的中日关系来之不易，而民间交流功不可没。

　　一、贸易入手以经促政

　　经济是基础，始终是连结两国人民和政府的纽带；贸易是催化剂，推动着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然而，由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历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都试图以“政经分离”的手法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甚至随美反华,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严重防碍了中日两国基于平等的地位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精神，恢复正常国家关系的进程。

　　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基于中日两国人民两千余年的传统友谊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一些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日本有识之士看到中国革命成功的大局已定，便于同年5、6月间率先发起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和中日贸易协会等贸易团体，以期从贸易入手，同新中国先行建立起联系，再逐步开展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进而增进相互了解，推动两国早日复交。同年末，他们设法与我国的外贸部取得联系，并于1950年1月同中方以记账式易货贸易方式签订了战后中日间第一笔委托贸易合同。虽然合同数额不大，且后因种种缘故而未完全得到执行，但它毕竟是战后中日双方的首次接触，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受其鼓舞，1952年5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三名国会议员不顾吉田政府的阻挠，取道欧洲访华并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成为开拓中日人员往来的先行者，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三名政治家的壮举，不仅打破了日本当局的对华贸易禁运，更为两国包括政治家在内的人员往来打开了渠道。

　　50年代中日间四次民间贸易协议(协定)的签订，带动了日本国内要求发展日中友好、力主两国复交政治运动的勃兴。这四次民间贸易文件，前两次被冠以“协议”，自第三次起则被改称官式的“协定”，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却蕴涵着深刻的政治含义。为把民间的“协议”改称“协定”，既是中日民间双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欲使之同政府的行为挂钩，也是为了适应当时日本国内日中友好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之需。1954年9、10月间，两个日本大型超党派议员团40余人同时云集北京参加中国的国庆典礼，由日本各界人士及友好团体发起的“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在东京正式成立，充分反映了短短几年的民间贸易已把日中友好运动引向深入，要求并推动日中复交的政治运动迎来第一次高潮。

　　1958年5月，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民间贸易，包庇纵容日本右翼暴徒制造“长崎国旗事件”，致使中方被迫单方面宣布“停止一切对日贸易活动和其它交流”⑷，使来之不易的中日往来的大好局面面临严峻考验。但为了进一步反击岸信介的反华逆流，也考虑到两国交往中断给日本经济，尤其是日本中小企业造成的实际困难，中方适时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同时把中日民间的贸易方式由“协议贸易”变为只同“友好商社”进行往来的“友好贸易”。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既坚持了政治原则，也充分照顾到了日本中小企业；既避免了两国贸易的中断，也团结了日本国民的大多数，进而调动日本民众把日中友好运动推向了更新、更高的阶段。1959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和前首相石桥湛山等政治家的相继访华，以及日本国内声势浩大的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运动的开展，无不体现了“以经促政”产生的良好效果。

　　进入70年代，包括执政的自民党在内的日本各政党要员和代表团的访华更是达到高潮，最终推动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复交后，日本各主要政党之所以相继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党际交流关系，并推动两国关系全面顺利的发展，中日经贸合作的巨大潜能和磁石般的魅力，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也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频繁的政治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服务于经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日本率先冲破西方的对华制裁，很快同中国恢复了包括经济在内的全面关系，即是政治与经济互相促动、互为因果的有力佐证。

　　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中日民间交流，亦称中日“民间外交”，是在50年代两国尚未复交，按照国际法仍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种非官方交往方式。中日民间交流总是站在中日友好运动的前例，开中日交往之先河，为打开两国关系铺路架桥。它运用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伟大力量，先从经贸、文化交流做起，经过不断积累和创造条件，逐步迫使日本政府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以推动中日官方关系的前进。

　　冷战下的50年代初，东西方严重对立，日本政府以种种限制不许本国公民访华。1952年10月，继同年5月帆足计等三名国会议员首次打破日本政府的禁令访华之后，在日本政府拒发访华护照和层层设障的情况下，为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部分日本代表仍以“条条大路通北京”的决心和毅力，冲破阻挠，强行闯关，甘冒政治和生命危险，或绕道第三国或驾舟偷渡，漂洋过海，历尽艰辛，颠簸辗转，达到北京，在中日友好交流的史册上写下了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一页。

　　二战结束后，大量滞留在华日本侨民的回国问题亟待解决。在中日尚无邦交的情况下，基于日本侨民的强烈愿望和国际人道主义考虑，中国政府责成红十字会总会出面予以协助。1953年2月，由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等民间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应邀首次持日本政府被迫签发的明确写有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护照访华，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就协助在华日侨回国等问题达成协议。这不仅迫使日本政府首次向日本公民签发了访华护照，也解决了当时两国间迫切需要解决而官方又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项顺乎民意的人道主义活动，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才告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其间，共约有35000名在华日侨和约3600名旅日华侨陆续得以返回各自的国家约3000具二战期间被抓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的遗骨被分批送回中国。中日双方通过上述初期接触和交往，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迎接中日交往新时期的到来起到了探路先锋的作用。

　　50年代的中日民间交流，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单向交往到双向互访，由纯民间到带官方色彩并逐步同官方挂钩的发展过程。自50年代中期起，首先是中日间签订的民间交流文件开始由“协议”改称为官式的“协定”。如第三、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和第一次中日民间渔业协定等。而到了民间双方签订中日文化交流协定时，则索性把“民间”二字也予以取消了；其次是双方在对方国家举办展出活动时，不仅会展名称前冠以国名，且在会场上正式悬挂国旗。如1955年在东京、大阪举办的中国商品展览会和1956年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等等；其三是中方访日代表团名单的个人名字前有意冠以政府职衔。如1954年10月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的卫生部长李德全、1955年3月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访日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同年12月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1957年10月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的农垦部长王震等。以上这些，不仅表明了迄今由日方单向访华历史的结束和中日双向互访的开始，也表明互访的规格提高，官方色彩趋浓，打破了日本政府不与中方进行官方接触的禁区。两国民间交流的扩大和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日中友好运动蓬勃开展，迫使50、60年代的日本历届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及其存在。其中，从50年代中期起即参与中日民间贸易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就是在这种“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的作用下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