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建议判处高勇死刑的那一刻，高勇努力维持着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他开始请求免于一死。

　　这是4月13日至15日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高勇期间，让旁听者难忘的一幕。曾任四川省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高勇，因受贿等罪行，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高勇生于1965年，31岁成为副厅级干部，35岁升为正厅级，一度“星”光耀眼。但是这颗“星”的暗淡也来势突然。坐在被告席上的他，不过40岁。这颗政坛“流星”蹿升和滑落的轨迹，引人深思。

　　如日中天的年轻政坛明星

　　按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大学毕业生进机关当公务员，一年见习期满转正后才能任科员，而由科员到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正处、副厅，每级至少都要2年～3年。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至少需要14年～18年时间，才有可能担任副厅级干部。

　　但高勇在大学毕业后一年时间里，就实现了从科员到副科长、再到科长的“三级跳”，并在9年时间内升到副厅级。这9年，高勇还从本科生成为一名博士生。年轻、高学历、高职位，在四川省，他一度被看作是“如日中天”的人物。

　　1996年7月，高勇博士毕业后，担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主管经济工作，任职3年。他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作“凉山现象”的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并引资4800万元。在资本市场上展现出能力，高勇被中国证监会看中。1999年～2002年，他的任职经历，主要是在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和贵阳特派办。

　　截至目前，高勇被查实的受贿案底，多和他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案发“世纪中天”

　　2004年，已被贵州省遵义市检察院逮捕的上市公司“世纪中天”老板刘志远，向办案机关提出要面见中纪委领导。获准后，刘志远举报高勇曾向他索贿120万元。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此次接受审判，高勇说，想不到“世纪中天”的案子把他给带了出来。

　　检察机关指控，1996年～2004年间，高勇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1113万余元，另有930多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收的钱是受到各方压力让步后的感谢费

　　高勇初尝资本市场的“甜头”，是在凉山州工作期间。他作为副州长，有招商引资的任务。通过他的邀请，四川立信投资公司前来考察了凉山州的西昌电力公司，认为条件不错，就收购了这个公司，并私下塞给高勇122万元。

　　到证监系统工作后，高勇结交了一批上市公司老总，把钱放进自己腰包的次数不断增加。例如他利用职务之便为托普集团牟利，总计收受人民币约83.64万元。这笔钱以广告、服务咨询费形式打到一家广告公司，然后再转给高勇控制的一个公司。

　　高勇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解，说当时接中国证监会的通知，四川的托普集团要增发新股，自己受命去检查公司是否符合条件，查出12个问题，因此认为增发新股的条件不成熟。工作认真反而给自己带来了压力，托普集团的老总宋如华使劲“公关”，四川省的一些干部也打来电话，要求支持四川的企业；中国证监会也有干部暗示他给托普集团放行。高“被迫让步”。托普集团成功增发新股，又从股市拿到了十几亿元，于是给了高勇一些钱作为感谢。

　　其中有一种“别致”的感谢方式：高勇把自己写作的《资本经营与操作》等专著卖给托普集团，换回上万元。后来接受其他公司的贿赂时，高勇也使用过这一招。

　　有一种力量推着地方证监官员同流合污

　　四川证券界的一名人士告诉记者，高勇在证监系统工作期间，之所以能够大量接受贿赂，与当时证监系统的权力太大有关。例如在高勇任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时，特派办对上市公司的审核意见，有很重的分量，所以上市公司就会往高勇身上“投资”，刻意拉拢他。

　　这名人士还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追求政绩等目的，想增加本地的上市公司，保护本地的上市公司，也会“威逼利诱”地方证监机构违法违规，比如高勇就碰到地方上一些干部为托普集团说情等现象，这种力量也推动着证监官员去同流合污。

　　“一句话，证券业当时的环境给高勇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位人士说，“但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日趋规范，不断在削减管理者的权力，违法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

　　他举例说，过去，上市实行指标制，限定一个省一年的上市公司数量。因为想上市的公司多，但指标供不应求，地方政府和证监机构权力就很大，公司都想巴结地方政府和证监机构的官员。现在，上市改为保荐人制，只要公司符合上市要求，且有证券公司做保荐人就可以了，地方政府和证监机构过去拥有的垄断性资源大部分消失，权力大减，企业行贿的热情也就不高了。

　　想和刘方仁拉关系，放行上市公司虚假年报

　　2000年11月，高勇离开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来到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任党委书记、主任。在他的主持下，贵阳特派办完成了对上市公司“世纪中天”拟购入资产评估报告的审核，公司老总刘志远对报告的数据不满意，他请高勇按他的要求修改数据，高勇见他的要求与实际相差太远，没有答应。

　　刘志远不死心，找到一名叫易阳的女子，后者是当时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的儿媳。易阳以刘方仁的名义让高勇帮忙，高勇也乐于借这种机会和刘方仁拉近关系。“世纪中天”的虚假年报因此顺利出笼，骗走了不少股民的钱。事后，刘志远送给高勇120万元。

　　2003年，刘志远因涉嫌行贿被捕，接着刘方仁也落网，此时已经在成都担任市委宣传部长的高勇，不断给易阳打电话探听消息。记者当时在采访工作中，与高勇有过接触，感觉他正当壮年，却双眼无神，举止也不从容，做事有点慌张。

　　做事有强烈功利目的的“政治投机者”

　　一名熟悉高勇的干部说，高勇做事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做事和自己的荣誉、升迁紧紧相联。

　　据这名干部讲，高勇的工作汇报材料特别多，每天向领导上报的文件少则五六份，多则七八份，都是关于他分管工作的各种请示。他的目的，就是表示自己每天都在辛苦地做事情，同时对领导很尊重，想赢得领导的重用。“他就是看阴暗面看多了，相信了那些东西，认为把个人情感联络好了，啥事都有自己的好处，因此就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这上面，从而走入歧途”。

　　另一名知情人，对高勇强烈的功利行为这样概括：对有权者努力讨好，对无权者不感兴趣。

　　四川《廉政了望》杂志刊出的一篇评论文章，则直接称高勇为“政治投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