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10次犯罪。”

　　●佘祥林、聂树斌……这些冤案主角的惨痛经历，为社会留下深刻的教训。

　　四大冤案

　　●佘祥林“杀妻”案

　　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11年前，他涉嫌杀死妻子被判处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再审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当庭判决无罪，立即释放，并告知他可在判决生效后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杜培武“杀妻”案

　　杜培武，案发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与他人幽会时双双被杀，杜培武被列为首号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幸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刑讯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

　　●黄亚全、黄圣育“抢劫”案

　　1993年8月，黄亚全、黄圣育涉嫌抢劫案被海南省万宁市公安机关拘留。此后，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一审、终审数次审理，最终认定两人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服刑期间，司法机关抓获参与本案的两名真凶。2003年9月，两人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李久明“杀人”案

　　李久明，案发前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2002年7月，他因一起入室杀人案被捕入狱，屈打成招，后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4年7月，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该起杀人案系自己所为，此案真相大白。2005年1月，7名参与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受到法律追究。

　　一周前的今天，沉冤11载的湖北京山人佘祥林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11年前，他因“杀妻”入狱，曾被判死刑，后改判有期徒刑15年。

　　目前，河北聂树斌一案正在调查。今年1月，一名犯罪嫌疑人交代11年前曾在石家庄市郊区强奸杀人。然而，聂树斌作为该案罪犯，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还有被冤“杀妻”的云南警察杜培武；因“抢劫”被判死缓、冤狱10年的海南人黄亚全、黄圣育……

　　面对冤案，社会哗然。

　　面对冤案，仅有发泄的痛斥远远不够，更需要理性的反思：怎样才能保护更多的人远离冤案，怎样才能不再出现第二个佘祥林、聂树斌？

　　“最重要的，是从规则和机制上完善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说，“当务之急，要建立两道‘制度防线’。”

　　剖析佘祥林冤案：

　　多个环节存在失误

　　新闻回放：“我遭到了残酷的毒打、体罚和刑讯逼供……”佘祥林的申诉材料长达数十页。他说，自己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11夜。

　　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这一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实例可以证明。

　　樊崇义说，刑讯逼供是指对被讯问者施以肉刑或变相的体罚，逼迫其承认被指控的罪行。这种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让被讯问者陷入极度疲劳和恐惧，生不如死，唯一出路只有“招”。佘祥林一案，连续“10天11夜”的突击审讯，就是刑讯逼供。

　　为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公、检、法机关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事实上，这些基本原则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樊崇义说，从佘祥林一案，我们可以看到：侦查人员的有罪推定、刑讯逼供、非法拘押，司法人员的顾虑民愤、疑罪从轻，还有政法委定调子办“铁案”等等错误做法。冤案的产生，其实是多方违法共同造成的“恶果”。

　　第一道防线：

　　为证据立个规则

　　新闻回放：“1994年4月15日下午，那位指导员见我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我拉到写字台旁，给我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并叫我依照他画的那张图又画了一张。”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如是说。

　　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如何做到“重证据”，却缺乏相关的标准和程序做保障。

　　樊崇义说，完善诉讼制度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才是最根本的。目前刑事诉讼立法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几乎是空白，应当抓紧制定刑事证据规则。

　　比如，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樊崇义说，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件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但立法却未明确规定，非法取得证据不得使用的排除规则；更未规定如何防止和禁止非法取证的具体措施，诸如讯(询)问时的律师在场制度、录音录像制度等等。因此，佘祥林一案中“照图画图”也成证据的非法取证等现象禁而不止，导致一些冤案却办成了“铁案”。

　　再比如，证据的关联性规则。这一规则，是世界通行的刑事诉讼规则。

　　樊崇义说，佘祥林一案中，其妻无端失踪，恰恰又出现了一具女尸。按照证据关联性规则的要求，女尸是否其妻，不难确定，需要实实在在的证据说话，包括体貌特征、血型、DNA等等。而本案却忽略了最关键、最准确的DNA检测，直接导致了冤案的发生。

　　樊崇义说，证据法学有一整套规则，包括对证据的收集、调查规则，对收集到的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审判时质证规则、交叉询问规则等等。如果将这些规则都法定化、具体化，必然会大大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直至杜绝。

　　第二道防线：

　　让司法救济不落空

　　新闻回放：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佘祥林的母亲四处申诉，被关了9个月。她被放出时已又聋又瞎，3个月后含恨而死。佘祥林的长兄佘锁林，为给弟弟申冤，被关41天。村民倪乐平，因写了一个曾见过佘妻张在玉的“良心证明”，被关了3个月。

　　法治社会，应当具备一种畅通运行的救济和纠错机制，保障无辜公民不被蒙冤，保障冤案尽早昭雪。

　　佘祥林一案中，相关人员为其申诉、作证竟被关押。这样一来，救济渠道不就给堵死了吗？

　　樊崇义说，减少冤案的“第二道防线”，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并严格执行。包括诉讼中的上诉制度、对生效判决不服的申诉制度、检察机关的抗诉制度、对生效判决的再审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如果真正落到实处，必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严格贯彻上述司法救济制度的同时，樊崇义建议，有两条具体措施值得尝试。

　　其一，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法律监督局。以前，刑事公诉和抗诉职能，都归起诉庭。业内人士反映，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难以公正履职。设立法律监督局，专门接待群众上访、申诉，并依法抗诉，可以更好地发挥司法救济及纠错功能。

　　其二，在法院内部应层层建立“回头看”制度———定期对重大案件予以复查。这种复查，重在挑错。发现相关差错及时纠正，平反冤假错案。(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吴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