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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年一度的日本教科书审核，在中韩两国引发了新的一轮反日高潮。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编、扶桑社发行的《新历史教科书》认为，“历史因人、因时代而异，并非是恒一不变的。”基于这种论调，该教科书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东亚历史描写，尤其是战争描写中使用的语言，无法被中韩两国政府和民间认同

　　本刊记者/朱雨晨

　　日本教科书问题，就像一条深埋在中日韩三国的导火线，4年引爆一次——按照日本文部省的惯例，每4年将有一次教科书审定。

　　而今年的教科书风波，或许应该追溯到去年8月。

　　去年8月26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负责决定教科书内容的东京教育委员会，在东京都立首所初高中连读制学校——台东区白鸥高中附属初中召开例会，会上表决通过采用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编、扶桑社发行的历史教科书。”

　　这是此轮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最早起源。直到今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终于宣布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编、扶桑社发行的《新历史教科书》合格，准予使用——日本教科书问题在中韩两国引起的反日情绪达到高潮。

　　《新历史教科书》是一本怎样的书

　　据3月24日中国媒体转载日本《中文导报》此前的一则报道：送审的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的全文复写版本外泄——按日本的教科用图书审定规则的实施细则规定，在审定结果公布之前，不得透露检定版的内容和审定过程。

　　驻北京的日本记者向本刊证实了以上内容。但现在无法查证送审内容被披露的最早时间。而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3月11日，在韩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亚洲和平和历史教育联盟”，也在韩国披露了《新历史教科书》的修订内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没能找到此次审定的教科书，但是找到了它的母本——扶桑社2001年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版本的节选中译本。该译本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自进完成，发表于2004年9月的《亚太研究论坛第二十五期》。黄译成了该教科书的《上市版序》和引起极大争议的第四章、第五章。

　　《新历史教科书》的作者西尾干二称：“在民主社会的言论世界中，必须容忍有不同的反对声音存在……因人、因民族、因时代，而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感受，因此要明确勾勒一个历史史实是很困难的。”

　　西尾还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1775-1783)击败英国的总司令，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对美国而言，他是建国的伟人。但对打了败仗，失去了美国这块殖民地的英国来说，华盛顿就不能得到伟人的评价。至今在英国的历史教科书里，仍然没有华盛顿的名字，独立军也被当成叛军看待。”

　　因此，西尾说：“历史因民族而异是当然的。世上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份不同历史，这是事理之常，不必大惊小怪。再者，历史因人、因时代而异，并非是恒一不变的。但如此一来，会让我们学历史的人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价值可遵循，内心有所不安。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要学习历史。”

　　基于这种论调，该教科书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东亚历史描写，尤其是战争描写中使用的语言，无法被中韩两国政府和民间认同。

　　已经有多家媒体报道了中韩方面的激烈反弹。大致说来，韩国最为不满的是“慰安妇”问题和“独岛”(日本称之为“竹岛”)问题；中方谴责则以“南京大屠杀”被模糊认定为“南京事变”和中日战争的起源等为主。

　　对受争议最大的“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新历史教科书》的描述如下：“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晚上，有人对正在北京郊外卢沟桥上演习的日军进行炮击。第二天早晨，日军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就形成战斗状况(卢沟桥事件)。双方一度谋求就地解决，但不久日本方面却大规模派兵增援，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动员令。8年的中日战争就此揭开序幕。

　　“同年8月，在外国权益所集中的上海，有两位日本士兵被人射杀，中日两国为此进入全面作战。日军以为如果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遂于12月占领南京(这时，由于日军占领，有许多民众死伤。即南京事件)。”

　　该章节后一文《<专栏>战争与现代的关系》中，再次谈到了平民与战争的关系。

　　“以往历史上没有一国不对没有武装的百姓加以杀害的，日本也不例外。日军在战争中所进攻的地区，对所俘虏的敌国士兵和百姓进行了不当的虐待与杀害。”

　　话锋一转，编撰者马上就谈到了日本本国国民所受到的伤害，而且给出了相对更详细的数字：“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日本士兵和百姓牺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入侵满洲，抢劫及杀害日本一般的市民，而且还俘虏了约60万的日本人到西伯利亚去，令彼等从事苛刻的劳动，为此约有1成的人因而死亡。此外，美军还对日本进行毫无差别的轰炸，甚至投下原子弹，造成大量的死伤。”

　　《新历史教科书》突破原来的使用范围

　　据《中国新闻周刊》查证，日本共同社报道中提到的获得使用《新历史教科书》的“东京都立白鸥高中附属中学”，地址为东京都台东区元浅草3丁目12番12号。从“都立”二字和东京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作用，可以判断，这是一家“公立”中学。

　　《新历史教科书》2001年4月3日通过审订时，也同样引起了中韩两国的反对。因为在当年夏季中小学教材“采用战”(教材选用会战)中失败，之后扶桑社一直在打市场牌，其目标是10%的市场占有率。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东京都立第一所初高中连读制白鸥高中附属中学第1期学生入学式已经于今年4月7日举行，159名中学生开始了他们的学校生活——东京都白鸥中学的教科书选择最终尘埃落定。

　　日本驻华大使馆提供的《新历史教科书》采用现状是：有9所公立、8所私立采用了这本教科书，在日本的使用率为0.1%。

　　总体而言，目前扶桑社教科书的使用正在突破原来的范围——从残疾人、弱智学校扩大到公立一贯制中学；从爱媛县一地扩大为爱媛、东京都两处。这个“战果”可以追溯到2001年8月。日本爱媛县教育委员会同意，在部分残疾人学校中使用扶桑社教科书。之后是2003年4月，新设立的三所初高中连读学校同意使用扶桑社教科书。

　　日本沉默的大多数

　　《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制者“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于1997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994年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分别于1999年、2000年推出了西尾干二主编的《国民的历史》和西部迈主编的《国民的道德》两部著作。而这两本书，是《新历史教科书》的写作蓝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寒梅对此颇有研究。李寒梅指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原是一个仅仅在学术界内部引起关注的学者团体，在短短几年时间中，就变成了一个在日本国民中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组织，与其掌握媒体的手段、宣传手法、营销策略等都不无关系。

　　令人惊讶的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初创者藤冈信胜，曾是日本共产党系左派运动的一分子；另一名左派出身的该组织知名人士小林善纪还说过：“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是不能否认的，日本必须背负这个原罪。”

　　“日本教科书问题代表了战后日本寻找自我的民间思潮，并不能简单地以‘左’或者‘右’的标签去划分。”李寒梅在她的研究著作里如此叙述道。

　　多位学者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年日本左派和右派在日本的民族复苏问题上，都同样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所以在教科书问题上，左派和右派能够结合在一起。

　　1996年底开始，西尾干二等右派学者开始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靠拢并合流，于1997年初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时至2003年，该“编撰会”只有会员8000余人，在日本各地有支部48个。这些“支部”也主要是市民的“学习会”、“兴趣小组”一类团体，而且与“编撰会”的联系紧密度并不一致，有的相当松弛、若即若离。

　　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中国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印象中的日本：“日本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左翼和右翼思潮都不是主流，人数少，而且很难吸引注意。普通日本人对于历史问题并不关心，也有一种故意的漠视和回避，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大都是工作狂，并不为人注意，尤其是不被外国媒体注意。”

　　中韩两国对日情绪的发展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不景气，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右翼势力扩展，媒体也趋于保守化。这些年日本媒体一直呈现保守情绪，教科书问题上是个突出表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此同时，包括中韩两国的周边国家从来没有停止对这一趋势的警惕和抗议。

　　去年8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答记者问时重申：“我们对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使用右翼历史教科书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在2001年出笼之际即遭到中国等亚洲邻国的坚决反对，也遭到日本绝大多数民众的唾弃。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方能否真正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我们要求日方切实履行迄今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表态和承诺，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去年同一天，韩外交通商省表示：“对于(东京教委)表决通过使用立足于本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将过去的错误合理化的扶桑社版教科书，我们深表遗憾”，并称“这有可能会导致(日本)年轻一代树立错误的历史观，成为在反省过去的基础上努力构筑真正的邻国友好关系的障碍。”

　　今年3月底，中国方面的民间“抗议”开始出现。同时，包括55名韩国议员在内，260名中国人和韩国人向日本松山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爱媛县知事加户守行等赔偿1300万日元并公开道歉。此举将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中的作用提交到了司法程序。

　　4月5日，日本文部省终于宣布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合格，准予使用。这又立即引起中韩两国从政府到民间的强烈反弹。当天下午，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千叶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将继续谦虚地对待侵略事实，并深刻地进行反省。但此语马上被周边国家的抗议声淹没。

　　4月8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了对韩国总统卢武铉的专访。卢武铉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日本对待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强调指出：“与把侵略和加害别国的历史视为光荣的国家共存，是全世界人民的巨大不幸。日本的态度与人类社会应当共同追求的普遍价值观背道而驰。”

　　韩国《朝鲜日报》一位记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国家领袖，韩国总统如此批评外国，“记忆中非常罕见。”

　　除此之外，中韩两国分别召见日本驻本国大使(公使)，并通过本国驻日本大使表达了本国的不满。有媒体称，韩国正在考虑撤回驻日大使。

　　此时，民间抗议活动也在节节升高。

　　4月7日，韩国民众团体把抵制日货的名单再次扩大，包括“七星”香烟制造商在内的3家日本企业也被纳入其中。当天下午，青年韩国学院等21个团体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中宣读了这份联合声明。

　　韩国《朝鲜日报》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年以来，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每周都有幸存的慰安妇的固定抗议，从未停歇。

　　据一位曾经在韩国留学、工作的中国媒体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韩国的民间活动一直比较活跃，抗议示威不能说天天有，也是经常看得见，反日游行是其中非常常见的一类。

　　他回忆韩国的民族情绪说，韩国人的“反日”，是融于血液的。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影响韩国人学习日本的脚步，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工业产品，韩国都是从踏踏实实学习日本开始的。

　　鉴于中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一直无法容忍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中日韩民间学者自己组织起来编撰了一套历史读本，将于5月在东京发行。

　　该书的编者之一，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套书定名为《东亚近代史》，起止年代大致为中国鸦片战争开始至二十世纪末，跨度约160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