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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都熟悉“从一粒砂看见世界/在一朵野花里见到天堂”这个诗的名句。

　　它出自英国画家诗人兼当时最勇猛的社会批评家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长诗《天真之兆》的起首句。在这首长诗里，它的结尾句也同样掷地有声：

　　我们被引导着去相信谎言

　　当我们看却不经过双眼；

　　它在黑暗里生也在黑暗里灭

　　当灵魂在光照里却沉睡。

　　在这里，“我们被引导着去相信谎言”之句，最可以用来当做今天“媒体批判”的指针。我们通常都习惯的相信媒体是“公正”、“客观”的在呈现事实。这种媒体的客观性当然不能完全否认，但在许多事情上，媒体也确实在政治操纵下，扮演着偏见和歧视扩大再生产的功能。这也就是当代美国异议思想领袖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谓的“必要的假象”。他在《必要的假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一书里，就如此说道：“简言之，主要的媒体乃是一个个公司，它们之目的，就是要把少数特权人物的观点推销给别人。媒体的集中与垄断相当严重，而且还在日益强化中。此外，媒体的管理阶层也同样来自特权阶层，他们反映了该阶层利益所需要的知觉和立场。因此，新闻记者进入这个体系，除非他们向那种意识形态压力屈服，内化成自己的价值，否则即无法生存。那些不屈服的，即会被扫地出门。”

　　日前，“美国百人会”委托“国际佐格比民调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它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个有趣的例证。那就是，美国一般公民对中国有好感，已由1994年的46%，增至目前的59%；认为中国有经济威胁的仅占24%，认为有军事威胁的则只有15%。但到了美国国会议员这个政治阶层，数字却全反了，对中国有好感的仅占19%，认为有经济威胁的占54%，认为有军事威胁的，则为36%。

　　这种政治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巨大差异，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政治阶层更接近美国的“政经军产业复合体”，因而有更强的猎巫及寻找假想敌之倾向，使它们对中国有更强的敌对性。而这种敌对性并非始于今日。它早已经由媒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被扭曲的选择性叙事逻辑。最近这段期间，韩国及中国，甚至华人地区对日本表达不满的抗议事件，西方媒体有些报道及评论的角度，其恶意实在让人无法恭维。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今天的德国不断增加军事预算；或者它的政府或国会，认为当年的纳粹并没有什么不对，希特勒不过是要像浴血凤凰一样，让欧洲重生而已；而后基于这样的观点修改教科书，藉以恢复德国人民的骄傲感，不必再像现在一样，活在罪恶意识之下，则不但美国会骂成一团，甚至还不无可能以此为名目，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

　　但这种事情发生在日本身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它们不去谈日本近年来的扩军，不谈日本殖民侵略时代留下的领土纠纷，不谈日本首相的朝拜靖国神社，不谈日本的修改教科书，而只是把抗议事件简单的说成是具有贬义的“反日”事件。韩国对日本态度强硬，这些媒体不去追究是非，却只强调这是卢武铉为了国会改选而使出的招式及策略。在这种奇怪的报道叙述逻辑下，韩国反倒似乎成了不理性的一方。媒体可以透过报道的角度、使用的语言及诠释方式，让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这就是证明。

　　而更离谱的，乃是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群众抗议活动时的那种恶意扭曲了。

　　中国的群众事件和任何其它国家一样，也有所谓的“爱国主义”的类型。例如，美国的“误炸”中国驻南联大使馆、美国的南海军机“误撞”事件，这种与“外侮”有关的事件，在任何国家也都必然出现，但在西方媒体的报道里，却千篇一律的会将这种群众事件“去合法化”。它们会宣称这种事件都是官方控制的。在它们的逻辑里，中国人俨然已成了一种不会对它们愤怒的奴隶。任何会表达这种愤怒的，都被矮化成官方的工具。这是一种奇特的切割术和分类法。

　　在这次对日本的群众事件里，由于日本的所为符合了美国的政治利益，因而美国媒体在报道时，皆宣称这种事件有官方支持，媒体甚至还会找一两个人来谈话，做为证明。美国所支持的事情，不容许有人说不，媒体的这种恶意里，其实已浓缩出了国家的恶意。

　　因此，最近这段期间，看到外国媒体对中韩群众事件那种扭曲的、避重就轻的，甚或恶意的报道，这除了证明系统化误导式说谎的可恶外，但换个角度看，它们会对德日采取双重标准来对待，这也反映出亚洲人还不够努力，所以才会蒙受到这种双重标准的待遇。日本无法变成德国，乃是亚洲缺乏了让它变成德国的力量。这一点或许才是参加抗战的群众应自省的吧！(摘自香港明报；作者：南方朔；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