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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她世纪中的某个时代，社会已经习惯了“她们”职位、收入、品味越来越高，滚滚财源流入“她们”的账户，最精明的商家嗅觉灵敏，他们打的就是“新富女人”牌。

　　北京银行望京支行以京城首家“女子银行”名号对外营业的消息吸引了业界和媒体的

　　眼球——有人惊呼：“钱都落入女人怀里了！”作为境内首家针对高端女性客户业务而开设的银行，它的出现印证了一个“新富女人”群体的亮相。

　　根据世界领先的人力资源测评机构世界HR实验室(WHL)与世界领先的商务门户icxo.com共同推出的“2004中国100女性权力榜”，其中70%的上榜者的个人财富都是靠自己创业积累而得。她们当中那些生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权力女人显然继承前辈“艰苦奋斗”的创业传统，在进行知识积累的同时完成着财富积累。与西方社会权力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4中国100女性权力榜上的人物中大多为人妻母。和后80年代女生所受蛊惑文化的浸染不同，她们那个年代的青春期教育还很传统，对于早恋一类事件普遍感到羞耻，爱情还是伟大的。

　　新富女人：作为一个词语

　　这是怎样一个阶层？我们很难在类似《新华词典》这类正规读物中检索出有关“新富女人”的解释性定义，借助其他非正式渠道，有如下描述：

　　“生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80%拥有大学学历(其中20%研究生学历)、年薪20万元以上的职业女性、高级女性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综合财产超过200万元，可支配月收入1万元以上或个人综合存款在30万元以上”。

　　关于这一群体整体特征的描述可能出现很多版本，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富女人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富女人”。相对于以往那种单纯的财富取向，人们现在更愿意在“富”所包含的财富的富有之中，延伸出“丰富”的指向。这样，凭借婚姻、家族等外力因素拥有财富而未必丰富的女人显然不属于这个新生的阶层——尽管我们还会因此想到可能被更广泛使用但却显然过时的称谓：“富婆”——她们因新富女人的出现而失去曾经的光彩，毕竟由恩惠而来的闪亮不那么耀眼，也不那么持久。世界经理人资讯有限公司CEO丁海森说起中外女性的创富模式时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的女富豪至少有70%是靠自己艰苦创业积累财富的，她们大都出身贫寒,顶多是小知识分子家庭。继承家产的特别少，毕竟第一代富豪还在世,即使去世也有少壮派接班,不大会传给70岁的老太太，所以10年内中国不会大量出现继承型女富豪。

　　新富女人：作为“先进女性”

　　职业专业化在“新富女人”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人类最原始的分工是以性别作为标准，将男子与女子从事的劳动予以区分，于是有了“男耕女织”的田园劳作形式，人类抵御自然的能力和男子体格的先天优势成为女性脱离家务的障碍。在以后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的需求和女性主义运动共同作用，使得社会分工界线最终被突破。“凡是对妇女可能从事的工作加以限制的地方，经济的增长也必然会受到阻碍”是对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智慧结晶。

　　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顺应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在西蒙那?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强烈影响下，摆脱家务劳动走向市场，形成新的社会团体和关系网络，姑且称其为“先进女性”。

　　新富女人秉承“先进女性”的传统，生于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的她们又是史无前例的一代。与生长在红色文化的上辈人相比，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国家的改革开放，并在知识积累时代赶上了“精英教育”机制的孕育成形，她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在当年“跟我学”热播大江南北时开始了学习的黄金阶段的。也许受到我们生育政策的影响，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普遍欠缺集体意识。新富女人虽不比前辈那般将集体主义精神深刻铭心，当她们想到第一次戴红领巾时的情景仍然兴奋不已。受中西方文明冲撞教育之影响，个人意识的萌发以及集体意识的保留使得她们在今后的生涯中游刃有余。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方式也再次向我们展示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她们在不断展现自我的同时，更加社会性。这倒应了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中的那个著名观点：“分工真正的功能在于使两个人同更多人之间产生一种团结感。”

　　新富女人：作为经济新模式

　　由一个新女人变身为一个新富女人，凭借自己的“实力”，把自己从被他人的行为所强加的影响当中独立出来，便成为这个群体一个令人向往的最佳目标。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新富女人以及由她们带动的女性消费潮流，据说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是，当学者们忧心忡忡奔走于各处呼喊“多点为女性着想，少些以女性卖点”时，商家以及这些女性客户自身实在不明白这两者间的区别到底有何意义。

　　住宅、汽车、笔记本、手机、信用卡及银行服务等等有了性别标注，“她”成为这些商品的统一属性，究其原因无非都是想从快速崛起的新富女人阶层分一杯羹。将这些现象扩大上升为社会对经济增长中女性表现的反映度，可借用T?W?舒尔茨在经济史研究中验证的：“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

　　(文／陈茜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