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谢晋，想起作家余秋雨在《足迹》一书中的一段话：“回想一下，在这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中，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如果没有谢晋，一大批中国人如果没有《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等电影可看，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失落？在我看来，评论谢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集体审美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的确，谢晋导演的电影几乎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这些经历千辛万苦创作的电影，足足影响了几代人，创造过1.7亿人次的收看率。

　　艺术高于生命

　　谈到电影创作，谢晋娓娓道来：“我的创作信念是艺术高于生命。我深信每一部影片必然要倾注导演最大的激情，这是艺术家人品修养的结晶，也是一次生命的燃烧。”

　　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因非典还没有解禁，谢晋因病在上海刚刚出院。这时，他非要来北京与有关方面商谈《我的母亲与末代皇帝》剧本修改一事。有人劝他待北京解除疫情后再去，但他主意已定，毅然登上了飞机。

　　《我的母亲与末代皇帝》讲的是与溥仪离婚的李玉琴的故事。他说：“这部片子反映的是伪满洲国的那段国耻，今天的年轻人对历史越来越淡漠了，所以，拍这部片子是件大事情。”谢晋坚决主张打磨剧本一定要到生活中去。于是，耄耋之年的他，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赶赴长春，到伪满皇宫里感受当时的环境，察看李玉琴当年住的房间，还访问了李玉琴的儿子。当年为了沟通李玉琴与溥仪的感情，监狱破例让溥仪与李玉琴同住了一夜，在那间卧室里，谢晋驻足了很久，还找来了监狱最老的管教介绍当年的一些细节。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

　　要说谢晋得过的奖，真可谓不胜枚举。但是有三个奖鲜为人知，这就是“全国先进体育工作者”、“上海妇联挚友”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谢晋对这三个奖一直津津乐道：“因为我拍的有关中国妇女的影片很多，比如《女篮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秋瑾》和《芙蓉镇》等，所以妇联的同志说应当给谢导颁一个奖，这就是那个‘上海妇联挚友奖’”。“我是搞艺术的人中惟一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人，我把它视为观众给我的最好奖励”。谢晋认为，金杯也好、银杯也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常常碰到很多观众对我说，谢导，我是从小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我太喜欢你的电影了，我深深感到这话对我的激励比捧一个奖杯还重啊！”

　　拳拳父子情

　　谢晋的电影以情动人，博得了无数观众的泪水。然而，他在儿子身上表现出的浓浓父爱，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作为普通人的丰富情感。他的儿子小名叫阿四，是一名患有智障的残疾人，多年来因谢晋的悉心照料而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记得谢晋赴美拍《最后的贵族》时，拍完戏别的什么都没买，只选购了一只滑稽的洋娃娃。谢晋说：“阿四不会玩积木、拼版等智力玩具，但这只洋娃娃我只要用手一捏就可以把儿子逗乐。”为了让儿子的早餐有营养，谢晋还学会了磨豆浆，一有空就老子加黄豆，儿子推石磨，头靠头，手把手，父子共同上演一出“双推磨”。呆傻的阿四曾离家走失过好几次，这可急坏了谢晋，又是报派出所又是登报寻人，最后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回。后来谢晋想了一个妙招：在儿子身上挂块小牌子，写上“我叫阿四，是谢晋的儿子，家住XX，电话XX”。从此，阿四再也没有走失过。

　　谢晋的拳拳父子情深深感动了人们，人们推举他为中国残联副主席。谢晋把父子情化为对天下所有残疾人的关心，他执导了电影《青春》，展示了聋哑人的生活片断，又拍了电视剧《启明星》，描写了一群低能儿童如何在人情感化下享受人间的温暖。

　　房宽不如心宽

　　晚年的谢晋不喜欢人们称他谢老，他说：“我喜欢别人叫我谢导，而且我现在也不感觉老，平时我并没有为了健康而去刻意追求什么，我主张生活中顺其自然，信奉‘房宽不如心宽’。”

　　谢晋说，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老年人要向青年人一样高高兴兴！青年人好比百灵鸟，有他们的晨歌；老年人好比夜莺，有他们的夜曲。其次是不卖老。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作为我们老年人自己，不能吃老本，应广泛结识年轻人。三是不服老，年纪大小本来是相对的，老年人应该抛弃一些暮气和自卑，以年轻的心态去拥抱明天、拥抱生活。

　　谢晋小传

　　谢晋，生于浙江上虞。1948年入大同电影企业公司任副导演。1950年始相继在长江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执导影片20余部，多部作品获国际奖项。1983年和1985年分别在法日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和美国旧金山举办回顾展，1987年被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接纳为会员。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王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