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的挑战

　　中国和印度都有各自的优势，却面对共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挑战。中国必须重组国有企业，整顿疲弱的金融业，并确保经济的增长速度足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印度的基础设施薄弱、经营环境中仍存有高度的行政与条例管制障碍，而且财政赤字庞大，州政府层次尤其如此，这些都可能拖慢投资和职业创造。

　　未来50年，中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将会处在科技阶梯的上端，东南亚国家则主要处在增值阶梯的中下阶，还得随时面对更多有效率的竞争者的强有力挑战。另一方面，印度某些地区同样会攀上科技阶梯上端，不过如果印度掉以轻心，它可能会像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腹地一样，把许多广大的穷乡僻壤抛在后头。要避免这个后患，印度必须发展跨地区的高速公路基础建设网络、兴建更快捷广泛的铁路系统和机场、扩大电信网络、开放穷乡僻壤。

　　中国为何跑在前头

　　中国的民族相对单元化，90%人口是汉族，有共同的文化，使用同一语言，尽管发音不同，沿用的却是同一套文字系统。几千年历史发展凝聚而成的共同命运，使中国人更能团结为一个民族，能随时随地横跨地域局限，发动资源完成任何使命。

　　自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28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只翻上三倍，还积蓄了一股改革势头，彻底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使它的市场改革政策如此叫人难以抗拒。

　　印度的十亿人口则分属不同族群，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印度国内承认18种主要语言、844种方言、六大主要宗教。过去两个世纪，英国统治者把莫卧儿王朝(Mongul Empire)的部分领土，同说兴都话的北部地区和说淡米尔语、泰卢固语及其他语言的南部族群结合为一体，全统一在一个国家政体之下。印度今后还必须持续努力，煞费心思，才能继续把各个使用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族群团结起来。

　　印度直至1990年才逐步开放，一路上跌跌撞撞。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推行政策时，要比印度来得快捷有效，但是印度固有的民主与法治体制，却使它具备了更胜于中国的长远优势。中国而今快速发展成一个普遍城市化的社会，它的政治体制非得也随之演进蜕变不可，以容纳更大的一群中产阶级人口。他们受过更高的教育、知识更丰富、更能同中国以外的世界联系沟通，对生活素质和环境的整洁有更高的期望，也要求政府透明清廉，希望政府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中国和印度将启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相信可在几年内落实。我知道温家宝总理即将到印度访问，紧接着是胡锦涛主席。中印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世界将影响深远，亚细安和新加坡肯定能从中受惠。不少印度人在华尔街、美国的跨国企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机构及大学里身居高位，这么一个国际网络将给予印度额外的竞争优势。也有越来越多中国人在这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中国人对英文和英国文化始终欠缺同样水平的掌握和认知。

　　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要成功，全人口必须受教育。中国通过全国性教育政策，使人力资本获得充分发展。1999年，中国小孩有多达98%完成五年小学教育，印度小孩只有53%。印度教育尚未普及化，地域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也比中国尖锐得多。在某些州，例如喀拉拉州，小学就学率是90%，其他地方却低于30%。在2001年，印度全人口中的文盲比率高达42%，相对于中国的14%。

　　印度在独立建国初期，造就了不少一流大学。迄今，除了像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等少数几所顶尖大学仍然出类拔萃，许多大学都无法维持原有的高水平。在政治压力下，印度的大学招生活动难以摆脱“种姓制度”或者靠议员关系打通门路的阴影。中国大学则早已从文革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收生标准如今纯粹以入学考试成绩为依据。

　　中国的基础硬体设施也远比印度来得强。中国的高速公路网络长达三万公里，是印度的九倍；每1000人口中的流动和固线电话使用率，也比印度高出五倍。印度要迎头赶上，非得孤注一掷，投下大笔资金建造道路、机场、码头、电信和电力网络。印度现任政府在最新的预算案中对这点予以认可，接下来必须尽快付诸实行。

　　中国的官僚在建立治国体制和制定公共政策方面，一直循序渐进地引进和采纳最好的经验。他们研究并仿效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例子。中国沿海城市正急起直追，但是广大的内陆乡村仍远远落后，突显了贫富和就业机会两极悬殊的问题。中央政府深切意识到这些危机，把最有干劲、最有成就的市长和省长都调到贫困省区，设法缩短这道鸿沟。

　　面对这些排山倒海的问题，中国的反应往往是主动性高且多层多面。例如为了解决能源供不应求的困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开始转而开发印尼的油田和气田，甚至进军委内瑞拉、安哥拉和苏丹。

　　印度也刚在不久前同缅甸签署协议，利用输气管道途经孟加拉输入天然气。印度政府也计划整合国有石油公司的力量，像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一样，采取更大的主动。亚细安-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又是中国先行一步的具体实例。中国抢在日本前头，先向亚细安国家开放它的农业产品。虽然印度也正同亚细安磋商制定“紧密经济关系协定”，不过中国早已捷足先登了。

　　值得两国警惕的问题

　　2005年3月29日的《金融时报》有这么一段报道：缺乏一个强劲的资本市场，对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走向，将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大可凭低成本的制造业争取眼前的竞争优势，但是长远来看，北京的决策者其实希望国家经济重心能朝高增值、有能力制造更多高薪职业的高科技领域转移。中国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界，由一群冲劲十足的企业家主导，创建更多创意十足的企业机构。但是，少了一个健全的增股筹资渠道，中国很难发展一个强健的私人企业界。

　　在这方面，许多人总会认为印度早已走在前头，理由是印度的绝大多数大公司都来自私人企业界，通过股本和债券市场集资增长。

　　中国却急需一个强劲的证券市场来抵销养老金所可能引发的危机。中国25年前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一大副产品，就是在十几年后，退出劳动队伍的人口远远超过加入劳动队伍的人口。”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而造成人口急速老化，正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劣势。一个国家在未致富前就先老化，世界当前还找不到另一个先例。对比中国人口平均年龄33岁，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而且还在不断快速增长，人口效益显然更高。但是，印度还得先把人民教育好，否则契机反而将成为负担。

　　中国和印度将相互竞争，也同发达世界竞争。中印的治国体制和制定政策的方法，将是决定中印表现的主要因素。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复兴，未来的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实自古以来，东南亚区域在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深受中国和印度两大古老文明的深远影响。也因此才会有“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这个名称。这象征了印度和中国文化的综合延伸。

　　不过说到底，决定一个国家发展与进步的是领导人的创意以及肯向其他地方汲取经验的胸襟。他们也要能透过有效的公共服务来迅速和果敢地实施好的主意，并且能有效地说服广大民众接受痛苦但却值得进行的改革。到底是中国还是印度会证明它的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我们在本世纪中就会知道答案。

　　(此文为李光耀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开幕式上的讲话，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林琬绯、吴新慧译，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