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新社中国经济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作为一个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学者，陈东琪不仅重视理论研究，更注重具体的操作和手段搭配，注重政策的运用以及带来的实际效果。正因为他的政策建议常常能对现实发生影响，他才被路透社评价为对中国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陈东琪是个勤奋多产的经济学家，在他涉猎广泛的著述中有一条主线：宏观调控。注重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寻找政府决策的最优方案，是他在深刻理解中国现实中的理性选择。剖析陈东琪宏观调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将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的政府决策选择。

　　两度赢得“中国的诺奖”

　　中国正在褪去计划经济的色彩，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如同2004年的中国宏观调控，在褒贬不一中，还是有着市场化色彩加重的趋势。虽然有些评论认为，中国市场化的步伐应该迈得再大些，开放的力度再强些。但在中国宏观政策研究领域颇具“江湖地位”的知名学者陈东琪却认为，转轨中的中国经济，“稳中求进”是上策。

　　现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的陈东琪，主要工作就是为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提供建议和思想，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带博士。宏观调控是他研究的着力点。

　　观察陈东琪的经济研究轨迹，可以发现，1999年调任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后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思路，与之前其在社科院的理论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7年的学术熏陶，为他后来政策思想框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82年初，陈东琪自湖南师范大学考入社科院经济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田光教授研究《资本论》。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轫，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期。陈东琪跟踪西方经济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探索。于是，他开始系统研究原苏联、东欧和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并且于1988年出版了《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该书填补了中国“外国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研究的空白，当时在经济学界影响很大，获1989年全国图书奖。

　　东欧的改革实践对陈东琪的触动非常大。原来潜藏在内心的参与中国改革实践研究的欲望被彻底激发起来。

　　早在1978年，当时还是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一年级学生的陈东琪，从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一篇宣扬农村联合承包制成功经验、鼓励改革的文章中捕捉到了信息，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有些东西要发生变化了。“我觉得要改革了肯定要搞市场经济，至少要改变现状，所以我觉得经济很重要，我要研究经济，要学习经济学。”这促成了陈东琪的大转行，逐渐涉足经济学领域。

　　1986年，硕士毕业后留在社科院经济所任职的陈东琪主动请求由经济思想研究室调到国民经济问题研究室(现在的宏观经济研究室)。从此，他的研究领域和视野转向为中国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社科院一直汇聚着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精英。而中国改革对理论指导的需求，使当时的国民经济研究室吸纳了许多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如杨坚白、刘国光、董辅衽、乌家培等。在这样的氛围中，不仅提高了陈东琪的学术素养，而且令他有机会参与到中国改革和发展政策研究的最权威群体中。

　　1987年，中国面临高通货膨胀的风险，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前期改革成果的巩固面临很大挑战。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委托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科院等权威研究机构研究“3.5.8改革方案”(从1988年到1995年)。社科院课题组由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率领，陈东琪是主要执笔人之一。根据当时的现实和对未来中国改革的可能预测，课题组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总体改革思路。这次研究的成果，为中国后来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奠定了政策框架的思想基础，“稳中求进”从此也就成为陈东琪研究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支点，同时也为他赢得第一个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个奖项可以看成是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陈东琪第二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是几年后与杨坚白等学者合写的《新中国经济变迁与分析》。那是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发展阶段和当时的政策变化，揭示其中隐含的经济规律的专著。如果说“3.5.8改革方案”中提出的“稳中求进”，为陈东琪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宏观调控理论思想确立了重要基点，那么《新中国经济变迁与分析》这本书则反映了陈东琪对寻找政府最优决策的强烈理论渴望，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穿透力和超前眼光。

　　建立“强波理论” 准确预见经济趋势

　　遍览陈东琪关于宏观调控的文章，会发现“微调”、“预调”、“稳健”这样一些贯穿其研究始终的字眼，这些字眼很简单、平实，就像陈东琪本人言行的简单、平实一样。

　　在陈东琪1998年的《再论“稳中求进”》中，曾经专门阐述了他的“稳中求进”和“微调”的思想理论核心。

　　1987年，中国经济由“软着陆”转向回升过程，“稳中求进”的思路被淹没在社会各界对政府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呼声中。对改革和发展的急于求成使政策倾向于全面放松需求控制，最终出现了1988年的经济过热。当短缺和高通货膨胀使国家的运行系统难以承受时，政府不得不于1989～1990年进行了几乎是急刹车的紧缩，实行持续3年之久的治理整顿。从1987年到1990年，经济发展经历了大起大落，付出的代价很大。时隔十年，当1996年中国经济再次成功实现软着陆时，中国政府明确了“稳中求进”的政策方针。

　　和刘国光、张卓元这样一些务实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一样，陈东琪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面临“体制”和“发展”双重转轨的大国来说，要同时较好地完成市场化取向改革、实现发展模式转换和可持续增长的任务，实行稳健的政策是比较科学而有效的选择之一。在新体制完全确立之前，由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和国企弊端引起的投资需求膨胀压力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导致需求和增长的速度上去容易下来难。转轨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追求应当是，在动态平稳基础上实现持续增长，要贯彻“灵活微调”和“稳中求进”的总体政策精神。走渐进之路，适合于中国整个体制和发展的转轨时期。

　　当然，政府的政策如何具体选择，怎样操作才更有效，首先取决于对动态经济变化趋势的深刻认识。上个世纪80年代末，陈东琪开始研读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变化，并且独立建立了“强波经济理论”。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动态运行和发展，同样要经历每隔30～50年一次的大循环周期，即长波周期。在每一次长波中，又会有几次10年一次的中波，而在每个中波中，还会有一、两个短波。

　　根据陈东琪的长波理论，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2020年，恰好是一个长波周期。这其中，十年一个的中波已经出现了两次，分别是1980～1989和1990～2000，从2001开始，中国进入到第三个中周期，也就是中国逐渐追求均衡协调增长的时期。

　　强波理论成为陈东琪宏观调控理论又一个支点。在中国经济多次的波动中，强波理论为陈东琪提出务实、可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2002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置身于“9·11”后世界经济的波动中，许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会掉下来。6月，在某次高层政策座谈会上，陈东琪非常有把握地说，中国经济已经从调整阶段，步入新一轮中周期的上升阶段，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是有限的，2002年中国经济会经过先抑后扬的过程，“十六大”前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下滑。事实最终印证了他的判断。

　　2003年面对SARS给中国带来的普遍恐慌，陈东琪同样是在高层经济形势与政策座谈会上乐观的提出：“只要中国政府能够控制住SARS的蔓延，这场危机只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暂的冲击，不会改变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经济仍将在快车道运行。”结果再次证明陈东琪是对的。

　　寻求政府实现最优决策的途径

　　1999年，陈东琪被调到在宏观调控方面具有权威性和相当影响力的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家计委)，担任其直属研究机构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此后六年间，陈东琪不断丰富着他的宏观调控理论，不断努力寻找促使政府实现最优决策的解决方案，他注重具体的操作和手段搭配，注重政策的运用以及带来的实际效果。

　　六年中，陈东琪提出了许多深具影响力的政策建议：2000年的“新的政府干预思想”和政府职能转变建议；2001年的“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议；最近两年提出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均衡增长理论和“双稳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结合)思路等等。这些建议的影响，在随后的宏观调控实践中逐步显现。可能是因为这些影响，陈东琪才被英国路透社评价为对中国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环境和调控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宏观调控更像是在利益集团博弈中进行的。上至中央各部门之间，中至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下至企业之间，协调统一的难度在加大。所以陈东琪说，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相当敏感的时期，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应当特别注意调控的技巧，应当加快改革和创新宏观调控的机制，应当用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调控方式替代旧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调控方式。

　　2004年宏观调控初期所引起的反应和评论空前复杂，就像是一盘多方参与的跳棋，地方、部门、国企、民企等各方都想以最快速度和最佳路径向前推行。后来在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决心不可动摇，以及市场、行政、法律等“组合拳”的重压之下，宏观调控才得以较好的实施。

　　但是，在陈东琪看来，目前市场发育不足的体制环境，特别是引发地方政府多元博弈的地方经济格局，正在影响追求总量平衡的宏观调控的效果，阻碍和制约中央政府实施最优宏观调控决策的路径选择。他感到他的研究视野应当逐步扩散到更为广泛的环境改善和应对上。其实，在2000年出版的《新政府干预论》中，他就敏锐地注意到，政府部门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这样的“三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宏观调控行为，降低了宏观调控质量，加大了宏观调控成本，妨碍“政府最优决策”的实现。怎么办？应对加快转变政府的职能，应对促使政府从插手市场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行政影响，减少部门利益的纠葛，减少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全国大市场的形成。这些认识，随着进一步的宏观调控实践而明显加深了。

　　陈东琪也注意到，入世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加快，国际资本、贸易的大流动、大循环，以更直接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经济，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经济政策的取向和操作。所以，陈东琪开始把宏观调控放在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下来设计和考量，更加注重调控方式中“对外因素”的改善，企望寻求全球化条件下政府最优决策实现的新途径和新方式。

　　智者澹然

　　奉行中庸之道的陈东琪，有时甚至被疑为太过保守。他的人生也平稳而顺畅，没有大起大落的悲欢。这样的生活是否太过寡淡？

　　他的学生史宏燕说，能从平淡中品出生活的真味才是智者。经济学讲求规律：一国的经济无论是在波峰还是波谷的时期都非常短暂，连接这两个拐点之间的状态却是长时间的现实和平稳。所以平淡才是经济的常态。理论也许是完美的，但是太完美的政策也许不适合操作。所以容许一些不完美的存在，因为它是现实的部分。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依然会有行政的手段搀杂其中。但是相较于开放前的一刀切，1990年的急刹车，2004年的宏观调控无疑是最成功的。不仅提前预见到了经济过热的危机，进行了预调节，同时也是市场化色彩最浓重的一次。所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计划调控到市场调控也是一个渐进的转变。就像陈东琪也清晰地意识到自身计划经济的烙印，所以时常有意识地去清洗。而不是保有着它。

　　版块

　　湖南口音

　　1989年，陈东琪赴美。他作为社科院的培养对象，面临着三个出国的选择：到澳大利亚读数量经济学的博士；到英国皇家学院作一年的访问学者；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到美国去读书。“当时我说我想了解当代最先进的、最自由的地方，那就是美国。”就这样，陈东琪并没有多考虑，就来到了美国。

　　初到美国，他需要在科罗拉多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英语强化学习。湖南口音，为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我的‘L’和‘N’总发不好，我们那个女老师特别好，她就告诉我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她就会叫喊起来：‘不是那样的！’但没办法啊，我也不是有意的，改不了。”说着，陈东琪哈哈大笑了起来。

　　创造了土豆面的人

　　陈东琪有一个绝活，可谓世界独有——“土豆面”。

　　“土豆切成丁，煮了，打上鸡蛋，做成豆酱，盖在面上。这个是我发明的，那个时候，钱少，土豆便宜，煮面的时候放一点，这不就挺好吗。说不定这是以后一个重要菜系里面的一种。”陈东琪的女儿特别喜欢吃爸爸亲手做的土豆面，在外读书的日子里，她在惦念父母的同时，会经常想起“土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