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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提请审议的中国公务员法草案规定，公务员在机关外兼职，不得领取兼职报酬。草案还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过任免机关的批准。同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以及其他赢利性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兼任职务。而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清理工作日前基本完成，全国共有8000多名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辞去或被免去所兼职务。

　　8000多名县处级的“红顶商人”终于上岸，不再过着那优哉游哉的两栖生活了。而中国公务员法草案中“兼职可以、报酬不可以”规定，无非也是想断了“红顶商人”们的念想：可以把兼职当作为人民服务、作奉献的途径，而不是一种与民争利的手段。

　　中国历史的传统，一直以来都是“文而优则仕”，直到中国清代末期，才出现了“商而优则仕”的现象，胡雪岩可谓个中翘楚。而“仕而优则商”的大面积推广，自上世纪末到现在，形成了一股热潮。与1980年代企事业和政府单位部分公职人员的“下海潮”不同，当年下海的公职人员一个猛子扎进大海，希望的是凭借自己的游泳技巧，博得大鱼而归。可是人有长短，很多辞职下海的公职人员呛水了、被淹了，所以，当年的“下海潮”兴起一时之后，很多人都有后悔之意，后来者也引以为鉴，这股热潮也就偃旗息鼓了。

　　可如今的“红顶商人”，身系的不是一根安全带，而是几根安全带，其中一根是官位带，从新华社的消息来看，8000多名“红顶商人”至少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他们手握一定实权，身居一定职务，凭借自己在官场的有利位置，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下海才能后顾无忧；另一根是关系带，这些“红顶商人”在现行的体制下，总能找到一条利益转换通道，能够迅速地将权力兑现，建立起庞大的关系资源网，这些关系资源，很多人都需要，作为交换，他们能够很快在商海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还有一根是“政策”带，这些“红顶商人”们不仅在所属单位的一亩三分地里基本自己说了算，能够自己批准自己兼职，而且也有“向上”的保护。大量“红顶商人”的长期存在，难道他们的上级就不知道吗？新华社的报道中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各地还普遍对过去出台的政策文件进行清理，凡与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不一致的，均被修改或者废止。”这说明，以往的某些“地方政策”，存在与法律和中央政策相抵牾之处，为“红顶商人”提供了“红头文件”的保护和便利，不仅仅是默许，而是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公开“鼓励”了“红顶商人”的两栖生活方式。

　　“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人化、私人权力利益化”，这是为国人所诟病的官场之弊。也正因为如此，提请审议的中国公务法草案才要规定“公务员在机关外兼职，不得领取兼职报酬”。不过，指望一部法律就约束人的行为，尤其是约束恰恰拥有执行权的官员的行为，落实于现实中就会很难。为了让政府和民众对官员财产多少有个底，我们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银行实名制；为了杜绝红包风、公车消费风，我们出台了无数禁令，甚至不惜在节假日把公车锁进仓库；“官员家属不得经商”的规定执行多少年了，结果如何？

　　“红顶商人”的普遍存在，恐怕依旧在于“万能政府”的影子不散。因为地方官员们掌握了太多的权力资源，从招商引资到金融机构放贷、从工人权益保护到房地产地皮供应，当权力深入到经济领域的每一个毛孔时，“万能政府”不就成了“万能商家”吗？“万能官员”们不也就是“万能商人”吗？“红顶商人”只是“万能商家”的衍生品而已。所以，最根本的治疗之法，还是需要剥离政府太多的行政权力资源，还市场以更大自由度。

　　(文／楚天 摘自《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