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3·15，在我们关注城市里手机、商品房的消费者时，是否注意到了，“有毒奶粉”是在农村被发现的，“黑心棉”多数也穿在农民的身上。在农村，大量的伪劣商品，甚至是有毒有害的商品仍堂而皇之地被兜售、被购买。3·15国际消费者日，我们更应该把关注的目光，把援助的双手给他们，给那些被欺骗、被伤害却维权艰难的农民。

　　回访阜阳“大头娃娃”

　　一年前，曾泛滥安徽阜阳农村市场的劣质婴儿奶粉，曾使200多名婴儿营养不良。头大，嘴小，浮肿，低烧，有毒奶粉造就的这些“大头娃娃”震动了全社会。之后，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54家劣质奶粉生产企业，涉及11个省的49家劣质奶粉生产企业。97名政府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31人被逮捕。

　　今年3·15前夕，本报记者再赴阜阳，走进“大头娃娃”的发生地。

　　“孩子现在消炎药打多了，就会拉肚子”

　　3月12日上午，安徽阜阳。一夜风雪过后，太阳一出来，雪就变成了水。

　　开车的当地司机康健冷不丁对记者冒出一句：“这哪是下雪，分明是‘大头娃娃’母亲的泪呀！”“大头娃娃”小强的家，在三堂镇的田边上，离阜阳市太和县城还有50多公里。康健猛踩油门，车子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上颠簸着，一路冒着黑烟。“到了！”康健用手一指。小强的妈妈桂梅(化名)抱着小强，正站在村口。“小强总算活过来了。”桂梅一坐下来，就开始抹眼泪，“孩子现在的肝功能不好。还经常烂嘴、口腔溃疡、发热。消炎药打多了，就会拉肚子。大夫说是菌群失调，医学上的话，我们也不懂。”

　　桂梅将小强的棉衣袖挽起，小强的小手露了出来。“他的手指不能完全弯曲，像鸡爪子一样。夏天，孩子的身上会起小水泡，一碰，水泡就破。”

　　小强是2003年8月6日生的，桂梅摸着小强的头说：“去年的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在处理问题上，有些部门是属青蛙的，你捅一下，就动一下。告了这么长时间了，案子还没有判下来，我们还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

　　但让桂梅欣慰的是，将卖毒奶粉的经销商和小店店主告上法院以后，卫生部门开始给孩子送来奶粉、亚麻油、小儿氨基酸等保健食品，连县医院的儿科主任和保健医生也来了。“那时候，我以为小强活不过来了。2003年11月8日，就一天，小强在医院里抢救了6次。孩子的爷爷说算了，抱回去吧。小强爸爸紧握着拳头说，治吧，有一口气也要给孩子治好！”

　　小强在生死线上的挣扎让这对年轻父母心如刀割，而让这个贫困家庭感到雪上加霜的，还有“钱哗哗地就出去了”。小强最多一天光输血就花了1600多元。“你们想到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吗？”记者问。“告状？谈何容易！告了一年了，我们还是没拿到一分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农村人就想过平静的生活，也许是农村老百姓法律意识差吧。也许等到判的那一天，人家财产早转移了。”“孩子的爸爸高政为维权，在法院开庭时，还遭到了被告家属特别是那些卖奶粉的人围攻。现在还没拿到一分钱，告来告去，又能怎样？许多老百姓压根儿就不知道3·15是什么意思。”“村里的干部不宣传3·15吗？”“以前只是在城里见到过宣传车，自从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发生以后，这样的宣传车在村里也能见到了。”

　　桂梅说，如今，三堂镇的老百姓可以放心地买婴儿奶粉了。但即使如此，桂梅也从来不给8岁的女儿楠楠零花钱，怕孩子在路边的小店买东西吃，“谁能保证小店里的食品，就一定安全呢？”

　　娃儿至今就只会叫一个“妈”字

　　“大头娃娃”悦悦的家，在阜阳市太和县桑营镇宋寨村西队。3月13日，午后的阳光斜照在这个空荡荡的农家小院。

　　这是一个用土坯墙围成的院子，正房也是用土坯砌成。院子中最值钱的，就是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带犁拖拉机机头。屋里最值钱的，是一台老式的上海缝纫机。

　　悦悦家没有电视。

　　悦悦生于2003年11月，生下来以后，由于母亲王秀丽没有母乳，就一直给孩子喂奶粉。悦悦的爸爸宋振福每次到当地的集镇上，就买回几袋，但没有想到这会是毒奶粉。

　　27岁的王秀丽取出一块饼干放进悦悦的嘴里，眼圈一红：“孩子已经会走路了，到现在只会叫一个‘妈’字，其他就不会了！”

　　直到现在，王秀丽仍保存着两袋孩子没有吃完的劣质奶粉。记者看到一袋是“贝佳利”婴儿奶粉，另一袋是“阳光贝贝”婴幼儿奶粉。其中，“阳光贝贝”婴幼儿奶粉的说明书上写着：优质纯鲜牛奶制造，内含铁、锌、钙、胡萝卜素……适用1岁～3岁的婴幼儿。

　　王秀丽又从屋里拿出一只蛇皮口袋，口袋里装满了喝完的婴儿奶粉袋。“有五六十袋吧，悦悦吃了半年多了。”

　　王秀丽全家6口人，种了6亩地，主要是小麦、玉米。小麦留着吃，大豆卖了以后买肥料。家中的3个男劳力春节过后，都已外出打工。悦悦的爷爷已年过60岁，也加入到“打工潮”的队伍中去了。“没办法，孩子以后还要治疗。”王秀丽叹了一口气。在悦悦住院的日子里，孩子的头上扎针，疼在娘的心上。一旁的邻居大嫂插话：“秀丽那段日子成天哭，整个人瘦了两圈。”

　　王秀丽说，悦悦成了“大头娃娃”以后，到医院看病，记者在时，医院给免费治疗，记者走了就不免费了。直到如今，悦悦的手指头和脚趾头还是伸不直。

　　后来，县里和镇上都有人来过王秀丽家，“但他们不是来看孩子的，主要是想让我们不要再往上告了。”

　　悦悦现在已很少吃奶粉，在母亲的眼中，名牌奶粉太贵，一袋将近20元。悦悦平时就是吃几个鸡蛋，一点饼干。王秀丽家吃饭很少动荤，一个月也难得买一两次猪肉。悦悦也没有玩具玩。“和城里的孩子不能比，咱也比不起。”提起城里的孩子，王秀丽脸上一脸神往。

　　“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悦悦反应还是不灵活。”母亲开始用手擦泪，“悦悦爸说要不将来再生一个，但我们现在连养这一个孩子都很困难，哪敢想再生第二个。”

　　阜阳毒奶粉举报第一人高政：农村是伪劣商品的重灾区

　　本报阜阳3月14日电(记者何春中)又一个3·15来临，阜阳毒奶粉举报第一人、“2004年度十大法治人物”高政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国家对食品安全极为重视，但农村仍然是伪劣食品，乃至伪劣商品的重灾区。保护农村消费者，还是要加强宣传。没有媒体的宣传，我就是站在大街上喊也没用。”

　　今年31岁的高政，是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三堂镇农民。这位仅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在2004年以一己之力与毒奶粉进行了不懈抗争。阜阳毒奶粉事件最终引来了国务院调查组。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奶粉市场清查整顿全面展开。

　　高政的女儿高若楠8岁，上小学二年级。楠楠在作文中写道：“爸爸用自己的行动救了弟弟，也救了全中国无数孩子。”这个作文如今被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

　　为了举报阜阳毒奶粉和打官司，高政已负债几万元。去年6月23日法院立案，判决至今没有下来。

　　记者从阜阳有关方面了解到，在阜阳毒奶粉事件中，有200多名孩子因毒奶粉受害，但只有10多户家庭把制造、销售毒奶粉的不法分子告上法庭。“我感到非常痛心，但这也是现状。不是农民不想告，但证据、打官司的费用很难办。农民进城一趟费用也得花几十元呀！”高政说，“这些受害的家庭还遇到了一些外在的压力，有人甚至跑到毒奶粉受害者的家里，不让把事情再往上捅。”

　　高政说，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讨回公道，这是他一直坚持在做的。不管将来法院的判赔数额是多少，他都能接受，为的就是让毒奶粉事件今后不要在农村发生。

　　高政坦言，自己的压力很大。他在举报阜阳毒奶粉后，社会上有很多奶粉企业想利用他当形象代言人做广告。有的还想用高薪常年聘请高政，都被他谢绝了。

　　今年年初，高政只身一人到上海打工。在公司老板的支持下，3月15日，“高政特色维权窗口”网站将在上海开通。

　　政协委员：立法就能保证食品安全吗？

　　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国内个别地方发现了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再度引起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热切关注。因为阜阳奶粉、重庆有毒火锅调料等去年以来频频曝光的诸多食品安全案件还恍若昨天。

　　记者注意到，无论在政协，还是在人大，食品安全的话题始终是代表们热议的焦点。而且，代表和委员们在发言或提交提案的最后，大都倾向于通过立法来为食品安全构筑防线。但是记者注意到，从政协委员们所提到的食品市场的管理混乱来看，即便有法也并不必然能保证让老百姓从此可以享用放心食品。

　　丁广治委员说：“一段时间来，给群众的印象是假冒伪劣食品充斥市场，恶性案件屡被曝光，阜阳劣质奶粉、金华毒火腿、镇江假醋、无处不在的各种假酒等无一不在提示人们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已到了不能不重视、不能不严管的地步了。一些人的见利忘义、缺乏公德与良知是造成食品做假的主要原因，但其在市场的流通、销售得以进行，与我们一些职能部门的责任心不强、重视不够、监察不力、识假能力不强、信息不灵、多头负责、互相扯皮等不无关系。”

　　陈守义委员说，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的实施，也进一步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他说的“问题”包括：地方各级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组织实施上有较大困难———到目前为止，除省一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成立外，地市和县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还没成立。由于缺乏法律授权和职责界定，各部门共同参与食品管理工作，从表面上看有助于发挥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职能，力量庞大、声势浩大，但是掩盖了多头监管、职责不清、卫生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又相互推诿，无法追究相关部门的法律责任。

　　杨利霞委员对法律的信心则不强：“食品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已发布不少，并逐步完善，但只写在纸上，传达在嘴上，应付上面布置或检查时抓一抓，加强一下，过后又恢复原状。执法不严，违法不纠或纠而不严，再好的政策也是一纸空文。这必然导致食品市场监管不力，不安全事件屡屡发生。”(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何春中 万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