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的音乐是两个音乐品种的结合体，一半是民歌，一半是通俗。

　　人如其歌，女儿肖一眼中的李谷一，一半是坚强，一半是脆弱。

　　当李谷一演唱《乡恋》登上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时，她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艺的春天来了。从那时起，她打定主意要把自己余生的精力奉献给中国的轻音乐事业。李谷一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流行歌手，这位中国通俗音乐从弱到强的见证人和亲身参与者，成功地把西方的现代音乐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民歌结合改造。

　　李谷一在观众面前表现的是自信和风光，她有《乡恋》、《难忘今宵》、《妹妹找哥泪花流》等等风靡全国的经典歌曲。而她的另一面却充满坎坷。从她有胆量做中国通俗音乐的开拓者之时，就已经注定她的音乐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事实证明，命运就像老天早已设计好的一盘棋，她每走一步都有一招险情挡在面前。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1970年，因先前一出《补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修正主义黑苗子，抄了父母的家，我们被下放到偏穷的瑶寨，要靠着劳动‘工分’吃饭，一个年轻的生命懂得了生活的辛酸和磨难。1980年，在一曲《乡恋》引发下，我成了中国乐坛上离经叛道的众矢之的，招致了如同政治事件般的批评和批判，几个月里眼中淌泪心灵淌血。1990年，后来被称为‘中国民事第一讼’的官司，在河南南阳沸扬，那是国家制度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对撞，却把深同师生、亲人间的情感撕裂给人看，事实澄清了，官司赢了，她的内心却伤痕累累，痛楚至今。”而在2000年她又面临“东方歌舞团事件”的风波，她在女儿眼中一直是刀枪不入的，却被打击得心灰意冷。

　　时光飞逝，转眼20年，中国的通俗音乐已经从当年所谓的轻音乐变成R&B和HIP-POP的天下，还有人在意中国流行音乐的渊源吗？在每个年轻人都能充分的享受流行音乐产业数量庞大的产品的今天，我们觉得有必要再来审视内地通俗音乐的起点——“中国第一个流行歌手”李谷一。

　　李谷一在事业上全心投入，可以想象她在家庭生活上的粗枝大叶。就连给女儿起名字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在她和爱人的名字里各取一字——肖一。

　　肖一从几岁就开始叫妈妈为“李老师”。因为“叫她‘李老师’她的反应特别快，而叫‘妈妈’往往要叫两声她才有反应。”

　　电话里，肖一的声音听起来很“爽”，嘹亮，很像她母亲。不过母亲甩不掉依稀湘韵，而成长在北京的女儿已经是一口“京片子”了。

　　我们俩再也没有一同去过公共场所

　　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有些模糊，她常年在外演出奔波，每年有七八个月不在家，自幼母亲对我的忽略让我成了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1980年左右，妈妈在中央乐团做独唱演员。而我还不到三岁，白天就被寄放在她单位的一个老师家。那个爷爷家住在一层，有个窗户正对着妈妈单位的大门，每到下班时间，我就趴在窗户前望着大门，一看见妈妈走出大门往这边的宿舍楼跑来，我就高兴得满屋子地喊“妈妈！妈妈！”

　　四岁的时候，她干脆把我送出了北京，我在许昌的一个亲戚家生活不到一年。我年纪太小，并没觉得自己特别惨，但是多半年之后出现在父母面前的我成了个又黑又瘦的小孩，他们也觉得这样不是事，无奈把我接回来生活。

　　我最需要母亲照顾的年岁，也是妈妈的事业最繁忙的日子。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淘气爬铁栅栏摔断了胳膊，恰恰此时妈妈不在身边。奶奶和爸爸带我去医院接骨，医生把骨头接错位都不知道，打上石膏之后才发现问题，只能敲开石膏重新接一次。等我的伤已经反复去医院看过三四次后，妈妈才腾出时间第一次看看我摔断的胳膊。

　　从我很小，妈妈就不能带我去公共场所，不逛公园，不去商场，因为带我出门被人认出来会非常麻烦。有一次她带我去湖南一家很大的百货商场，结果母亲被商场的售货员认出来，激动得大声喊：“她是李谷一！”其他的售货员和商场的顾客也聚过来和她握手，说话，要签名。三四十个人围了好几圈，结果把我挤出去了。我傻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这场面，没哭，只是觉得特别没意思。母亲只能从人缝里看见我站在远处，直到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才走过来带我走。从那次起，我和妈妈彼此心照不宣，我再没提出过要她带我出门的要求，而她也不会提这样的建议。

　　1985年左右，母亲沉浸在中国轻音乐团繁忙的工作中，台前的演员、乐队以及所有幕后工作人员都由她一个人管理。可以说，妈妈99.9%的精力都投入在团里，她对演员和学生比待我更好，她没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我学习上的事情也无暇来管。所以小时候我老觉得自己不是我父母亲生的。那时我们家就像个考场，只要妈妈在家，每天就跟走马灯似的没完没了的来人。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年轻演员找我妈妈，一进我们家门，说不了两句话就对着我妈唱歌，希望能投在她的门下，进她的乐团。

　　“李老师”认为我没什么培养价值

　　母亲对女儿的忽视虽说不是件好事，但是成就了我独立的性格，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离开父母搬出来单住。因为我住的那套房子和他们离得挺近，每天见他们的机会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吃完饭我就回去写作业睡觉。而母亲往往有很多开会、采访、出差的“外事”活动，跟她见面的机会就更加少。

　　我的家庭教育很严。我父亲成长在军队家庭，很怕我养成娇气不讲理的小姐脾气。小时候家里做饭从来不会考虑我的口味，即使做的是我不爱吃的菜，他们也不会迁就我或者给我开小灶。治我挑食的办法也很绝：不爱吃饿着别吃。他们吃完饭会把剩下的饭菜都用碗扣起来保温，等我饿了自己就知道找饭吃，所以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挑食。

　　母亲最初打算把我送到沈阳的一所艺术学校，当时那所学校在中国的艺术学校里算得上一流。但是我父亲不同意，母亲想想我一个小孩在外地也觉着心疼。不过更关键的原因是“李老师”在综合考量我的实力之后，认为我根本不是搞这行的材料。缺乏表现欲，胆子小，当众表演爱怯场，没什么培养价值，这就是“李老师”对自己女儿的评价。而我本身对妈妈整天痴迷的东西好像有种天生的抵触，没意思，没新鲜感。

　　有朋友劝我说，你也唱歌多好啊，有你妈什么事都好办。我一想也是，就跟我妈说：“我把你那些有名的歌都改成rock&roll出张专辑，怎么样？”结果是我爸第一个不答应：“你要造反呢？！”

　　都说婆媳难处，但妈妈对奶奶格外亲近。我奶奶晚年得上老年痴呆，病到晚期精神恍惚，言语失常，可是直到最后她还总是喊我妈妈的名字，喊“谷一吃饭！谷一吃饭！”惦记着让我妈吃饭。

　　“长相占先”之说是一场误会

　　心直口快的性格给妈妈带来了不少麻烦。那一年，她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因为“长得漂亮一些的演员更占便宜”这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事后，不少朋友追问她是不是说了这句话，一些网站上的网友们有的疑惑，有的质问，有的观众写信打电话到东方歌舞团里找她问清楚，“李谷一是文艺界前辈，为什么会在这么多渴望踏上艺术之路的年轻人面前说出这样不公平的话？”

　　那天的现场直播我和父亲都在电视机前，也许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只有她身边的人能够会意她要表达的意思，而大家都只抓住了她那一句话。和我妈妈一辈的歌唱演员，哪个不是凭一把好嗓子实实在在的唱出来的？我妈妈最受不了“包装”这两个字，看不惯没真本事光凭长相的年轻人。她本意是想说，艺术是全方位水平的综合产物，注重形象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基本素质，长得漂亮些的演员观众更喜欢，更容易受欢迎。妈妈每每在公众场合露面肯定要经过精心装扮，她的原则就是尊重观众。多年的职业要求很自然的形成她穿衣打扮的品位，即使是在生活中随意的穿着，她比我会搭配，而且同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比我更“有味儿”。我想对这个观点任谁也不会说出什么不是，只不过当时妈妈只把她主要的意思说出来，没容她解释清楚便闹出误会，说她“看人有色”。之后我和父亲也小小的声讨她一番，“李老师”还是虚心接受的。

　　多灾多难的妈妈

　　妈妈的性格很复杂，是个矛盾的集合体，说也说不清。有人说她是事业上的女强人，可是她最容易动情，爱掉眼泪；然而每当她流过眼泪之后，并没有在眼泪中消沉下去，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李谷一更加坚强。

　　她的第一次挫折是在1980年，只有三岁的我对那次灾难还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陪同在妈妈身边的父亲与她共同经历着那次沉重的打击。面对来自全国的批判，整整15天妈妈处于严重的失眠和精神衰弱中。她弄不明白，《乡恋》只是一首小小的歌曲，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谴责？在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由于全国观众要求强烈，妈妈终于演唱了这首被批为“厕所歌曲”的《乡恋》，妈妈感到她实现音乐理想有希望了！

　　而后她在多番或大或小的挫折中经受着痛苦，但是从未一蹶不振，反而越挫越勇，不论多难她都能自己挺过去。但是最近一次“东方团事件”的打击让我明白，其实她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坚强，我第一次知道她也有这么脆弱的时候。2000年，我父亲在云南报病危，母亲前往照顾他，父亲尚未痊愈，因为“三讲”开始，母亲被紧急召回北京，焦急中也病倒在医院。母亲因为她直爽的性格捅了马蜂窝，在“三讲”期间遭受到不公待遇，我第一次见她这样的焦虑和沉闷，头上有两块地方头发掉得一根不剩，一夜之间，原本朝气蓬勃的母亲一下老了很多。

　　李谷一反诉：我不是强者

　　我一向对女儿要求很严，但有时他们不理解，毕竟年轻人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对自己子女的要求是只要自食其力，靠智慧、劳动成家立业就行了，没必要期望太高。

　　肖一一声“李老师”叫了我二十多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她不想显得特别，就也随着我的同事和学生们叫我老师。肖一不是打着父母的名字出去招摇的孩子，她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关系一直和央视有比较频繁的接触，也有不少熟人，但是直到她离开央视，除了那几个和我熟悉的老导演和演员，肖一小的时候跟他们见过面所以认识她，其他身边的大部分同事都不知道这回事。

　　说到家庭，我这些年来有“三个愧对”。一愧对父母，我父母都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我母亲现在病在医院，我不能尽孝；二愧对丈夫，对丈夫我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人比着忙，我演出繁忙，而他因工作经常不在家，聚少离多；三愧对女儿，在她最需要母亲关怀的时候，我却没能给她什么直接的教育。事业上的坚定使我在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中比常人更加脆弱。

　　我小时候过得很苦，十几岁离开家，不像现在的孩子在父母身旁享福，一切都要靠自己奋斗，可能正是因为经历得多了，所以体会很深，歌里唱出了感情，就很容易掉眼泪。回头想想这几十年，经过一波接一波的打击之后，我有时怀疑自己一直坚持的想法是不是错的？不应该那么认死理。我是从过去走过来的人，一直坚持着传统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快人快语确实造成过一些误会，但是面对大是大非，见着现在社会上的不公和那些扭曲的人际关系，我很难想象，也不能接受。

　　我爱人说，他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挣多少钱，而是看到我的歌迷除了那些从当年伴随我至今的老歌迷外，还不断有年轻的朋友甚至初中生成为我们知音。被吸引进来，才是他最大的欣慰。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