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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生就如自己笔下的那个成长于美国50年代的推销员。而梦露，就是他破碎的美国梦

　　-文/戴婧婷

　　2005年2月11日，百老汇熄灯一分钟，向10日去世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致哀。

　　与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姆斯一起缔造了百老汇辉煌的阿瑟·米勒，凭借《推销员之死》和《熔炉》过早地达到了一个自己再也没能超越的高度。

　　或许他并不是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但他绝对是那些优秀剧作家中“最美国”的一位，甚至与梦露的情史也是这特质的一部分。

　　美国的道德之声

　　“我的绝望主要来自典型的大萧条症状。”米勒终生被这种后遗症困扰，对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流观念的质询贯穿他的艺术生涯。在《推销员之死》一剧中，美国梦破灭的主题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怀抱天真幻想的小人物的个人奋斗遭残酷现实打败，社会发展的车轮无情碾过被淘汰的生命，美国梦成为埋葬自我的幽暗梦魇。

　　1949年，33岁的米勒凭借这部剧包揽了普利策、托尼、纽约戏剧评论奖三大奖，一举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界的位置。

　　米勒关注的焦点始终是生活在美国社会并与之斗争的个人，绝大部分作品都在搬演其私人生活中所遭遇的问题。于是他的戏剧几乎成了20世纪前半期美国历史的忠实记录：大萧条，二战，麦卡锡主义，冷战，这些重大事件成了他重复使用的戏剧背景。有人称之为“美国的易卜生”。

　　而米勒受到歧视的犹太人身份则使他始终以局外人之姿清醒地旁观美国主流文化。

　　四年后推出的《熔炉》则关涉米勒人生中另一段阴郁岁月。古老布景前上演的嫉妒、诬陷、背叛、理性泯灭、相互迫害，成为麦卡锡主义横行下政治癫狂和社会心智失控的曲折表达。这样的人间丑剧引起了惊人的世界性共鸣。

　　尽管《熔炉》成为米勒作品中被排演最多的一部，但在初演时却反响平平。事实上除了《推销员之死》，米勒一直不是美国戏剧界的宠儿。他的左倾思想与冷战时期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突出的社会批判立场则被评论家们贬为“主题先行”、“过于说教”，较为传统的戏剧技巧与艺术自身革命也确实存在距离。《推销员之死》和《熔炉》成为他难以逾越的颠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几乎被百老汇遗忘，却赢得了英国人的喜爱。直到1994年，阿瑟·米勒带着《碎玻璃》回到百老汇，大受剧评人的欢迎，并获得托尼奖提名。

　　这迟来的追捧在他去世之后更是空前热烈，在世界各国主要媒体的溢美之辞中，他已经被推崇为美国文化偶像，因为他的作品对美国社会孜孜不倦的剖析和反思，也因为他坚持捍卫自由、民主和人道的种种行动虽然他对于美国新一代戏剧家的影响比不上贝克特，他的锐利也主要体现在主题上，而非艺术实验上。

　　《纽约时报》用“美国舞台的道德之声”作为米勒长篇悼文的标题，将这个身形瘦削、眼神深邃、戴着厚厚镜片、长了一张典型知识分子脸的戏剧家视作社会良心的化身。米勒认为每部戏剧都应有一把道德标尺来衡量人物，他的社会戏剧总围绕伦理核心展开，经济崩溃抑或政治高压都导致了道德信念的瓦解。

　　《纽约时报》意味深长地评论：“在米勒的观点里，个体对自己与社会的行为都有一种永恒的道德责任。言及写作《熔炉》时，他曾说，‘写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确定我的感觉，那就是真的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些时刻，个体的良知可以力挽一个世界的塌陷。’”

　　梦露成为他破碎的美国梦

　　米勒与玛丽莲·梦露的5年婚姻生活，成为他之后一生中都无法摆脱的标签。而这个令人称奇的情感经历与他迂腐保守的形象和强烈的社会批判姿态形成了奇特的反差。米勒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这个公众最好奇的话题，却又无法自制地多次纵容梦露的身影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徘徊。

　　米勒和梦露早在1951年就已经一见钟情，但身为两个孩子父亲、拥有贤惠妻子的米勒向道德堡垒退却。他一方面感到社会习俗桎梏下奔涌的欲望，一方面又勉强负荷沉重的责任。挣扎四年，他终于听凭激情战胜理智。1956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一次漫长的审讯中，米勒被无理的盘问激怒了，他咆哮着要求发还被扣留的护照，“我要和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团聚！”在记者的追问下，他宣布：“7月13日我将与玛丽莲·梦露结婚。”此时，梦露正坐电视机前，这突如其来的求婚令她都觉得有些荒唐。或许这是米勒最轰动的戏剧，政治和性、公共问题和私人生活如此诡异地连接在一起。

　　这场结合可以被阐释出太多意义：纽约与好莱坞，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头脑与身体，悲剧与喜剧。米勒欣赏梦露的独特幽默和纯真无邪，以及性感外表背后为人忽视的才智，梦露的悲惨往事也激起了他的保护欲，他想给梦露制造真正施展才华的机会，而梦露则仰慕文化精英的庄重和学识，并找到了一位超级父亲，她发誓要做贤妻良母。现实是，梦露严重的自毁倾向令米勒筋疲力尽，他整整四年没有创作一部新戏；米勒自以为是的高傲则让梦露反感不已，愈发放浪形骸。

　　梦露之谜使米勒困惑了大半辈子，“她光芒四射，又被黑暗包围，这种黑暗令我不知所措。”他甚至说无法把梦露安置在任何他已知的世界中。他只能通过艺术一次次地表达对梦露模糊的理解。

　　在屈从于自我欲望和遵守家庭道德之间犹豫的热恋期，他就试图在剧本中创造一位梦露式的祸水红颜进行自我批判和强行克制，这个剧本最终没有写完，相反的念头占了上风：“家庭，社会，一切角色都不过是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把我灌进混凝土里，阻碍了我的本性和我的观点革命性的改变。”当他彻底听从欲望的呼唤时，责任感又折磨他，让他一辈子都沉浸在对第一任妻子的内疚中，这种负罪感在多个剧本中微妙而真切地传达出来。

　　1960年，米勒为梦露量身定做影片《乱点鸳鸯谱》，这也是米勒惟一一部电影剧本，他试图满足梦露长期以来渴望扮演严肃角色的心愿。这部还是宣告美国梦死亡的电影表达了米勒心中的梦露：她同时作为希望和绝望的象征存在。影片未能挽救破裂的婚姻，拍摄完成后两人随即离婚。

　　梦露死后两年，米勒创作了被认为最具自传性的《堕落之后》，表达了他对这场失败婚姻的审视。尽管他坚称剧中人物乃脱胎自人类本性的虚构，但那个滥用药品的金发尤物女主角几乎让人无法不对号入座。去年10月，他的最后一部戏《完成影片》再次进入了关于梦露的心灵禁区，描述一部电影的拍摄因为女主演沉溺毒品、情绪不稳定而陷入困境，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每个角色都可以与《乱点鸳鸯谱》的制作相对应。公众的窥私欲又被激发，但米勒与二十年前一样，矢口否认剧本和自己的生活有联系。

　　也许梦露就是米勒的致命症结，集中体现了他的诸多矛盾。

　　他在戏剧中不断反省美国梦的虚幻，但他却无法幸免地被美国梦的诱惑所俘虏，乃至最终和他的“推销员”一样经历了美国梦从实践到破碎的全过程：梦露就是美国梦的具体形象。

　　他抵制好莱坞的召唤，将从事戏剧而非电影创作当成道德选择，但他却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好莱坞，接受了好莱坞最成功的“产品”。

　　他在戏里戏外都崇尚道德、强调责任，但终究被欲望征服，与梦露的爱情是这个道德家的惟一一次出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