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12月9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宣布中央决定：由四川省委副书记刘鹏担任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不再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而后，国务委员陈至立充满表扬的发言中还加上了这么一句强调：“这次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调整是一次正常的新老交替，大家要从大局出发，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定精神上来。”

　　65岁，47年体育工作经历，直到12月9日宣布退休时，他还说要把自己的晚年安排进群众体育中，袁伟民可以说是一生体育。袁伟民的体育生涯与我国体育发展的时代同步。1976年负责重组中国女排，作为振兴竞技体育的典型，他把当时的女排带入世界之巅，分别于1981、1982和1984年，历史性地取得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第9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女子排球比赛冠军，使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坛上取得“大满贯”、“三连冠”的历史性突破。1984奥运会结束后，他开始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负责运动员训练，他是中国力争奥运突破的得力干将，带队三次参加奥运会。他的第三个时代是体育总局局长时代，60岁的他接受任命时就快人快语，直指自己的目标：金牌突破和申奥成功，最终在他任上，中国收获了60枚金牌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权。也因此，袁伟民成为我国体育史上第一位由运动员、教练员出身的体育最高级官员。

　　袁伟民的体育生涯是在中国举国体制背景下铺开的，袁伟民的时代辉煌可以说是这个体制的产物——他所处的时代成全了他，他也成全了这个时代的任务。袁伟民的退休由此也让人不由得猜想起这一体制的未来。

　　结局

　　虽然已经忙到晚上11点多了，老女排队员、总政文化局局长陈招娣在得知记者的主题时，还是爽快地接受了采访。她告诉记者，她的队友张蓉芳当时是抹着眼泪听完袁伟民的退休报告的。张蓉芳，这位和陈招娣、郎平等一起在袁伟民领导下缔造辉煌的老女排队员如今还在国家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她在会后打电话告诉陈招娣，12月9日，当袁伟民走上主席台发表他的告别演说时，她看到很多人都在抹眼泪，虽然自始至终袁伟民一直保持着轻松的笑容。

　　“还是很多人舍不得袁伟民，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要不是国家的规定，我们真希望他能干到99岁100岁。”陈招娣这样对记者说。

　　原国家奥委会秘书长、中体产业总裁魏纪中在去卡塔尔参加会议前夕，也给记者讲述了他参加12月9日会议的情形。他深深记得那一天袁伟民在会上告别演说时的表情：“当时他饱含深情，却一脸轻松、豁达的样子，他讲的话，可以说句句出自肺腑。”他凭印象给记者背了袁伟民的一些话：“在任期内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无愧于组织、无愧于群众的信任和期望。47年的体育工作，充满了紧张、激烈、挑战和艰苦，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压力，这一切已成为美好的记忆。”

　　早在被通知12月9日去体育总局参加干部大会时，魏纪中说他就已经大概猜出会议的内容。“之前就听到相关消息说，袁伟民局长将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宣布退休，至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说的，这不能告诉你。”

　　从体育总局网站上的通知可以看到，从12月开始，体育总局很多工作似乎都打乱了，原定于12月14日-16日举办的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在8日宣布延期，原定于12月6日-9日召开的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也在8日宣布第二次延期，体育总局政策司一位工作人员在12月11日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原因你现在知道了吧，就是领导的事”。

　　事实上，在此前一段时间里，体育总局已经开始传说袁伟民即将在最近退休，但还是很多人都没想到会在12月9日。体育总局政策司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就在前几天，袁伟民刚刚出席一个会议，在全国回顾了举国体制的重大成绩后，还认真安排新春要慰问老员工的工作。

　　一切显得那么正常又似乎有点不寻常，按惯例，每届奥运会结束的时候，就是又一届新的工作团队调整的时候，不过像这次这样大的调整从未发生过。精通训练工作、金牌战略的副局长李富荣因到了退休年龄而离开一线；体育宣传专家何慧娴在“因天气原因”缺席12月1日的体育信息会议，无法按原本程序安排到场讲话后，也突然宣布退休。在此前两个月里，国家体育总局对属下一些运动中心负责人进行了调整，全面任用新一代业务骨干。但按照正常的程序，所有运动中心人事调整应该在确定国家体育总局新局长人选后才开始进行。

　　曾任团中央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刘鹏入主北京体育馆路5号，这确实是个突兀的结局。就在12月9日开会当时，接任的刘鹏在演讲中也说：“我完全没有想到竟然被赋予了直接参与备战北京奥运会的艰巨而又光荣的工作。”他用的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形容词。

　　袁伟民的时代辉煌可以说是这个体制的产物——他所处的时代成全了他

　　猜疑

　　曾有媒体解读，这次人事调动标志着“‘袁伟民时代’体育官员的集体出局”，揣测的原因是：这一代的体育官员在完成重大成绩时，是否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猜疑一直集中在三个问题上：3月份的彩票案、6月分的审计风波和10月份的中超。有媒体认为，就是这几个原因加速了袁伟民时代体育官员的重组。

　　对这样的说法，魏纪中觉得很武断，他告诉记者：“所有问题只有一个根本：他的年纪到了，据我知道的，雅典奥运会一结束，他就提出要退休了。”

　　彩票的问题，魏纪中的解释是，彩票并不是媒体想当然的体育总局的资金链条，他告诉记者，从1999年起，按照“暗钱变明钱”的原则，国家财政部规定取消国家体育总局“预算内”、“预算外”的差别，将收支脱钩。也就是，所有收入，包括彩票的收入全部上缴财政部，然后由财政部统一拨款。

　　前健力宝总裁张海和袁伟民有过几次接触，在他印象里，袁伟民是个严肃认真、不爱讲话的人。他的退休让张海觉得有点突然，因为事先似乎没有过多铺垫，但他认为这应该是一场正常的交接：“因为年纪毕竟是到了。”他否认了足球事件加速袁伟民退休的说法：“实际上足协和体育总局并没有外界猜测的什么经济上的纽带，足协每年上交给体育总局的也就是那几千万，如果按流传的说法，培养一个奥运冠军需要3000-8000万元，这点钱还不值半块金牌了。至于所谓的责任追究，我觉得也不成立。我觉得他是个贡献的人，他初步时期的改革是巨大的功绩，确立了职业足球。只不过第二步应该说他是有点落后，一直未能处理好联赛和足协的关系。”

　　照张海的判断，反倒有可能是因为举国体制的问题：“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将军，他带领运动员打下无数胜仗，他是把运动当打仗的人。但体育是PLAY而已，快乐的游戏而已，他过度投入可能反而是造成微词的原因。”张海举了一个例子，“小时候看女排确实感到民族自豪感，而现在呢？是躺在沙发上嗑着瓜子，随便看看，觉得好了笑一笑叫一叫也就这样。”

　　鲍明晓教授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一个奥运选手投入的费用大概在四五百万元左右，就是鲍明晓教授在此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换算出来的。据他的数据，2001年是《2001-2010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执行的第一年，在执行该计划前，从国家财政部公布的财政决算报告中可以看出，2000年“文体广播事业费”预算数为292.24亿元。“其中拨给国家体育总局的财政经费与事业费为16亿元”。“每年国家拨款是超过16亿元的，而且将随着2008年的到来将逐年上升。”许多猜测的依据是——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争议较大的还有今年6月的审计风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十届人大十次会议上所作的审计报告中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审计署同时指出，“这是近几年体育总局第一次登上审计署对外公布的黑名单”。

　　在事件公布两天后，原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就在中国体育网上撰文指出，中国奥委会没有专项基金，至少在他担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期间没有。他说，专项基金或者是政府拨的专款或者是社会的捐赠款，中央政府给国家体育总局拨过事业费或专款，但是不会直接给中国奥委会拨钱。中国奥委会收到过各方面的捐款，但是都进中国体育基金管理中心账，中国奥委会如果要用，必须专门申请。魏纪中提到，审计部门审计的这一部分基金很可能是中国奥委会自己的钱，不属于国家拨款。他说，根据中国原来的社会法人团体规定，由于中国奥委会还不是完全在人事、财务上独立的实体，民政部没让中国奥委会进行社会团体登记。因此中国奥委会不能有自己的银行账号，只能利用国家体育总局的账号操作，这样中国奥委会这笔不小的资金就容易误解为挪用了。

　　之前，监察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对于审计报告反映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资金建设职工住宅等问题，监察部于2004年5月会同国家审计署组成联合调查组已开展调查，调查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中。北京朝阳检察院预防处刘建军处长也曾向外界透露，为了全面预防职务犯罪，朝阳检察院目前已经介入奥运“鸟巢工程”、“北京电视中心工程”、奥林匹克森林项目、奥运会网球中心工程等多个重点工程的招标项目。

　　体制

　　对于这些猜疑，陈招娣表示出极大的愤慨。陈招娣告诉记者：“袁老师肯定不会在钱上出问题的，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打比赛的时候，就有人直接拿钱要塞给袁老师，袁老师都生气地拒绝了，还告诉他们，这钱真的要给要交到体育总局领导那边，这钱是体育总局的。袁老师是这样一个人，绝对不会只想自己的。”

　　“正直”是魏纪中对袁伟民的评价，“他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如果他有问题，那肯定是体制的问题。”魏纪中说，“审计的问题我知道前因后果，但我现在还不能说，因为监察部和人大都没有给出最后的定论，等调查结果吧。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很特殊，中国奥委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没有单独的编制和专职工作人员，体育总局的领导班子也是中国奥委会的领导班子。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了中国奥委会资金，正是这种合二为一的特殊体制下出现的问题。”

　　而对于所谓的调整举国体制的说法，魏纪中表示这绝对是不可信的。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你没到场听陈至立同志的讲话啊，她就讲得很清楚‘袁伟民同志为祖国体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是突出的’，‘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举国体制’。”

　　“音质运动就是要‘竞’啊，很多人猜疑这一点，无端地说是因为国家调整策略才把袁伟民换下来，这非常不可靠，其实体育与运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体育概念在英语就是身体教育的意思，教育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它就像义务教育一样，国家承担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而运动就是各个国家的比赛，哪能不争口气。”

　　“我还是这样的观点，彩票问题的实质是，他们把彩票像股票当作产业来经营，这违反了经济规律，这是体制问题。足球问题本质上也是体制问题，财务问题我讲得也很清楚了，也是体制问题。而举国体制即使有错，也是国家方针的事情，怎么会是他的问题？我是认为，举国体制在现在还是必要的。”

　　12月11日，记者拨通审计署一位万姓工作人员电话，她告诉记者：“这几天体育总局非常忙碌，早上开会，下午听讲座，晚上还要开会，因为新领导的交接，许多都在重新安排，而新局长今天也回四川交接工作去了。”至于两次被延迟，将讨论以后体育发展思路的体育战略会的内容，她告诉记者，这次的主题是“小康之下的群众体育建设”。

　　(文/蔡晋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