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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刘建昌博士撰文，2003年，上海的家庭负债比例达到155%，北京为122%，而同期美国的家庭负债率为115%，英国为140%。统计结果一公布，立刻引起各方质疑——

　　“负翁”自述一：别跟美国较劲

　　“我是普通小市民，负债率对我来说，只是个谈资。”

　　李响身背房子和车子两座大山，虽然工作了10年，但他收入的2/3都用来偿还每个月的贷款了，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对于负债率的新闻，他很敏感，在仔细看过以后，李响说：“我的负债是用来解决自己的住房和出行问题，又不是用来投资，用来投资的负债才危险。”

　　李响并不担心如果失业对自己的影响，他说虽然失业对他的供房、供车一定有影响，但是只要中国不动乱、不战争，他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有信心的。仅仅是负债率和国外的比较不会产生多大负面效应。

　　李响说：“西方发达国家有完善的统计数据，先进的统计方法，但在国内情况就不同。”他认为，很多中国人的收入像谜一样，不透明的收入占了很大一部分，他说，“如果连收入统计都不真实，负债比例又有什么可信度呢？这样的数据和美国比，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他认为一旦负债率真的过高，国家会使用宏观调控的手段进行调整。“国家只会让人买不起房，但不会让人养不起房，因为如果大部分人都养不起房了，都破产了，国家的经济就出大问题了。”

　　李响告诉记者，他不特别热衷讨论家庭负债率的原因是，负债率过高的危害性还离他很遥远。他说：“我是普通小市民，负债率对我来说，只是个谈资。”

　　“负翁”自述二：“发展中国家，家庭负债率都高。”

　　戚刚先生正在出售自己的第二套房子，这套房子是在紫竹院附近的高级社区，面积将近200平方米，是刚刚交房的新房。戚先生说他并不是担心养两套房子会负债过高，“我买房子是为了给父母住，出售房子是因为父母更希望和我住在一起。”他说他无法忍受让别人住自己的房子赚点租金，他认为出租房子资金回流太慢，而且数量太小。在戚刚卖房子的同时，他正在自己的住址附近为父母寻找房子。

　　戚刚以前的专业是经济学，现在读金融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都高。“宏观上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不同，我们不能总拿发达国家的基准比较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就要有比较高的增长率。而比较高的增长率需要经济的活跃，简单说，就要一定的通胀。”戚刚反问记者，通道通货膨紧缩就是个好事情吗？微观讲，发展中国家的利润率高，因此，高负债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未来资产价值。

　　和李响一样，戚刚也提出，中国有个问题，每个家庭的实际收入不透明，灰色收入太多。资产负债率计算不准确，所以用这个说明问题没意义。但是即使是事实上负债率比较高，在发展中国家也都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作为金融专业人士，戚刚说，家庭负债率的研究有意义，毕竟也算实证研究，它是个逐渐准确的过程。当中国的收入纳税机制完善时，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数据准确了，负债率不会那么高；再进一步说，即使是负债率高，也有发展中国家这个特殊条件在，不会产生太大波澜。

　　戚刚表示，他并不担心失业对现在房屋贷款的影响。“我的观点是，中国进行的市场经济，只要政府不行政干预，房产价格会上升，负债率高点也不怕，但不能太高。另外，个体失业和大面积失业不同。如果中国发生大面积失业，也会对全球其他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全球多强的需求引擎，中国失业率大增，全世界的经济都会有问题。”

　　低收入群体承担高负债率

　　美中金融协会副会长黄海峰博士表示，虽然手头没有统计数据，但是从他的研究和国内外的生活经历来看，中国大城市中家庭的负债比例是偏高的。“中国家庭最主要的信贷消费是房屋。在西方比如德国，住房月供占月工资的比例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在美国，一个月收入假如是5000美元，住房月供1000美元已经很高了。但在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月收入3000元，每月要还5000元住房贷款的大有人在。”

　　投资银行家、前汇丰投资银行中国首席代表牛铁航先生则提醒广大中低收入家庭，和人们的直观感受相反，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负债率高的往往不是高收入群体，而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也就是说，“负翁”不是真正的“富翁”。

　　牛铁航分析道，越是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越少，虽然他们消费支出的绝对值小，但是他们往往“入不敷出”，属于“低SAVING(储蓄)”一族；而那些富裕的家庭虽然支出多，但他们的财富总额大，收大于支，是“高SAVING”的。“银行里80%的存款是属于20%有钱人的。”牛铁航说。而相反，家庭负债比例高的，往往是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

　　“负翁”解读：谁鼓励他们过度负债？

　　负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京沪等大中城市何以出现那么多“负翁”？投资银行家牛铁航从金融学理论上解答了这个问题。

　　他指出，无论企业经营还是家庭理财，负债经营都是正常现象同时也是发展的必要手段。牛铁航介绍了金融学一个著名的“MM假设”。该假设一认为，一个企业的负债率和企业的价值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负债越高，企业价值越高。因为负债越高，企业的内部回收率就越高，家庭或个人也是一样。

　　牛铁航举例说明，比如一个人拿出100块钱做生意，年利润率10%，也就是说他一年挣了10块，他的内部回收率就是10:100=10%。但如果一个人只有1块钱，借了99块钱做生意，年利润率也是10%，还了银行贷款，他一年大概能挣4块钱，他的内部回收率就是4:1=4。借钱做生意的人收益率是不借钱的40倍。“所以，贷款对企业或家庭都是有利的，它也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牛铁航指出，家庭的储蓄和支出的关系，和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关系一样，必须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比例。“MM假设”二认为，企业负债率和价值的相关性不是线性的，到了一定阶段会出现拐点，如果企业负债率高于一定比例，偿还出现困难，财务就会陷入危机。

　　美中金融协会副会长黄海峰博士则强调了中国家庭负债率高背后的社会因素。

　　首先是居民的超前消费心理增强。黄博士认为，“这一方面是好事，体现了居民对未来的信心；但另一方面，过度消费、投机行为会带来很多风险。”

　　黄博士认为，中国人目前在住房方面的提前消费意识已经超过西方人。“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我看到这方面西方人反而更保守。至少在柏林，有60% 的人都是生活在租来的公寓里面，而不是自己的别墅。”

　　其次是银行政策的引导。银行现在对个人信贷的资信、支付能力的审查并不严格，黄博士认为这是银行追求业绩的短视行为造成的，客观上鼓励了居民的信贷消费。

　　黄博士还指出，目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个人信贷消费主要还是房地产，房地产商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和巨额利润，是迫使居民必须负债消费房地产的主要原因。

　　最后，黄博士认为，家庭负债率高，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法制的不健全。“对银行和房地产商的不规范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对个人欠债不还的行为也没有完全依法处理，这些因素都会鼓励居民的过度负债”。

　　专家支招：银行采取弹性贷款

　　如何解决家庭负债率过高可能带来的风险？李东民认为，国家应该承担一部分风险。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的途径，解除家庭的一些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商和银行的监管，挤压出一些房产的泡沫，同时进一步开放和规范房地产二手市场，降低过高的房价水平，减轻居民的贷款负担。

　　李东民和牛铁航都提到了改善银行借款方式的建议。黄博士认为，银行可以采取西方国家弹性贷款的方式。比如对年轻人、低收入群体，或从事教育等行业的人士，实行低息或免息贷款，对富收入群体收取较高贷款利息，“像税收一样，利息也可以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杠杆。”

　　李东民也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现行贷款政策比较死，可以借鉴国外更加灵活的方式。比如，将抵押的住房上市交易，“大房子还不起了，可以换成便宜一些的小房子。”

　　而作为家庭而言，专家们强调，基本的风险意识还是必要的。黄海峰指出，一个家庭的理财应该也是“两条腿走路的”，一方面努力工作，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度参与投资，“但必须量力而行，如果投资超过了正常比例，就是投机了”。

　　黄海峰和李东民都强调，在住房消费上，中国人已经超前了，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其实也有很多人是租房住的。“在汉城，租房住的年轻人能达到70%的比例。”李东民说，如果买房按揭压力太大，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选择租房呢？很多人抱怨买房就像被“套牢”，那租房就是自我解套的理想方式，而且在流动频繁的现代社会，租房也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文/胥晓莺 雷朗薇 摘自《青年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