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3日电 “兵马俑发现权”的资格认定日前再掀轩然大波。原临潼文化馆馆长赵康民从幕后走出，并坚称：“我才是兵马俑的发现人，因为是我第一个认识到兵马俑的历史价值。”

　　新闻晨报报道，几年来，对于外界纷纷扰扰的“兵马俑发现权”之争，70多岁的文物工作者、原临潼文化馆馆长赵康民始终躲在幕后。在他看来，几个当年的打井农民对于“兵马俑发现权”的索要，“简直是一种滑稽”。

　　“我才是发现人，而且是唯一的。”赵康民对此显得底气十足。他认为，没有人会对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兵马俑的历史文物价值的人而提出非议，所以赵康民坚信自己才是兵马俑的真正发现人，因为《辞海》对于“发现”一词的定义是——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

　　“我像绣花一样复原了秦俑”

　　赵康民认为，上世纪70年代，9个打井农民只能说当初是看到了兵马俑，但并没有将其当一回事。

　　直到兵马俑被挖出45天后，这些被农民肆意处置的文物出现在临潼文化馆工作的赵康民眼前，他惊呆了，马上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碎片，同时去废品收购站把被农民卖掉的碎片作价收回。他又带领社员用铁筛子把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之后他让社员们把破碎瓦片装了满满3架子车，拉到文化馆。

　　赵康民把这些陶俑残体碎片作了初步整理，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便亲自到井旁扩大发掘。此后，赵康民整天在文化馆的文物修复室里忙碌，仔细清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像绣花似地进行拼对、粘接，先后修复出两件完好的武士陶俑。“在我的手里，粉身碎骨的陶俑就这样复原了。”赵康民自豪地说。

　　赵康民回忆，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考察时看到修复的秦俑，曾对赵康民说：“你给国家立了大功。”赵康民说：“那是农民打井时发现的，让我碰上了。”谷牧副总理说：“不对，农民打井打出来了，他们不认识。你碰上了，认识了，你有功嘛。让我碰上了，我就不认识，我也就无功嘛。”

　　打井农民成为职业签名人

　　“对发现权索要的真正动机是利益的驱动。”赵康民认为，目前“秦俑热”一浪高过一浪，历久不衰，这也正是31年前原本不成问题的“发现权”在这几年却成了焦点的根本所在。

　　在这股“秦俑热”大潮中，在兵马俑博物馆开设旅游商店的一个年轻经理，想出了一个绝招吸引游客。他把当年打井时最早挖到陶俑的农民杨志发请到商店，作为“特邀嘉宾”，并私自刻制了一方“世界第八奇迹发现人”的印章，让杨志发专为顾客签名盖章售书。杨志发因此出了名，还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合影留念。

　　签名不是免费的，是有偿的。商店扣除利润后，杨志发每月能有上千元的收入。受到启发，兵马俑博物馆周围顿时出现了多名“兵马俑发现人”。据说，高峰时在兵马俑博物馆周围，以“兵马俑发现人”名义签字售书的人有十几个。

　　打井农民誓为名分争到底

　　9名打井农民之一的杨新满承认他曾以发现人的名义签名，不过就在春节前他和另一名打井农民杨全义一起拒绝了签名邀请，“我们不想让别人说三道四，说我们是为了挣钱而索要发现人资格。”

　　杨新满对记者说，他挑头发起联名讨要“发现权”，是因为他忘不了几个已经去世的打井农民临死前的忠告：“新满，你一定给咱把名分争到手！没有名分，老让别人说咱闲话，咱谁都没脸面对世人啊！”

　　杨新满一直希望，省级文物部门能给他们颁发“兵马俑发现人”的证书，并贴上他们的照片盖上钢印。他还想，如果可能的话，在兵马俑博物馆内的1号坑前，将他们9个发现者的名字刻在上面。“否则，我们说自己是兵马俑的发现人总觉得不踏实。”杨新满说，“名分”已经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而陕西宝鸡发现青铜器的几位农民进京受奖，更引发了他们讨要“发现权”这一“名分”的热情。

　　在他们的要求遭到当地文物部门驳回后，已经告别“职业签名人”的几个打井农民并不就此认输，他们说，争取兵马俑发现人资格的努力不会因此而停止。（杜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