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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启程访问欧洲之前接受记者采访，专门谈到，欧洲对华军售解禁应该谨慎。第二天，美国众议院又通过反对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决议，虽然这个大比例通过的决议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但同赖斯的讲话一样，都会对中美欧三边关系产生微妙影响。

　　最近一年多来，欧洲领导人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始终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正是种种外部压力，使得欧盟在解除军售禁令问题上踟躇不前。在去年12月中欧领导人第七次会晤期间，关于解除军售禁令，欧方只是表示正努力解决，并在联合声明中确认，欧盟有解除禁令的政治意愿，并将为此继续努力。

　　美国其实是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最大外部阻力。去年12月，在中国总理温家宝抵达欧洲访问当天，就有美国官员表示，假如欧盟解禁，美国国会可能立法限制美欧之间的武器贸易。

　　更早一点，去年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呼吁欧盟要慎重行事，要与美国协调立场。去年9月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也敦促欧盟不要解禁，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公开反对解禁。所以，早有人指出，如果不是美国的坚决反对，欧盟解禁的决定不会连续延了两次。

　　除了美国之外，日本也想对欧盟施加压力。在去年10月亚欧会议期间，日本首相小泉还只是对欧盟解除军售禁令表示“关心”，但在去年12月温家宝抵达荷兰时，日本首相助理川口顺子却向欧盟一些成员国的外长明确表示，反对解除禁令。

　　利益原则与道德感

　　围绕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中、美、日、欧可以说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双边和多边互动关系，不同国家的取态反映出各自的外交理念。

　　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策略时，大体上遵循着三个原则，或者取决于三个原则：一是利益原则，二是道义原则，三是综合国力原则。

　　美国和欧洲是利益原则的典范。在进行外交活动、处理外交事务时，紧紧把握住国家利益这个原则，目的性很明确。但美国和欧洲还是有差别的。美国的外交更自我，更像一个西部牛仔，更放得开、更坦白、更露骨。它可以为你设计原则，但很少去考虑你的感受。欧洲则人性化一些，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欧洲比美国可能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采取更柔软的身段。正像欧洲文化中人文关怀多一点，美国文化中赤裸裸的现实多一点一样。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在国际关系中都强调民主、自由的理念。但民主也好，自由也好，人权也罢，它们都不是道德范畴的事物，而属于广义的“法”的范畴。

　　反观中国，中国的外交理念更强调道义原则，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道德感更强一些。传统的儒家文化造就了比较浓厚的道德感，延伸到外交领域，有时候就表现出宁愿失去一些利益，也不愿意失去道义形象。周恩来曾经是典型的完人形象，也是典型的东方式外交家，原因就在于他给人以很强的道德感。当代中国的外交也是如此，不愿意失去道德阵地。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其中固然有利益原则的考量，但道义原则似乎占有更大比重。

　　解禁以后怎么办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阻挠欧盟解除武器禁运，大抵源于自身利益。因为一旦欧盟解禁，他们马上就必须面临某些抉择。

　　欧洲人觉得中国遥远，越来越觉得中国是个可以合作的伙伴。但美国和日本不这么认为。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太多、太复杂，甚至到了如今太敏感、太棘手的程度。中国和日本很近，尽管过去总是日本人侵犯中国人，尽管日本的军费开支大大超过中国，但它却仍然声称害怕中国的威胁。

　　美国与中国距离很远，但两国关系利害交错。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对策是清晰的，要把中国纳入到自己为主导的国际规范中来，要让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控。这里，美国的规范主要是民主、自由，而针对中国的理念就是人权。可以说，美国人认为冷战已经结束，但与中国的人权斗争没有结束。所以，美国不会轻易解除禁令，也不愿意欧洲先于它而解除禁令，把自己逼到尴尬的境地。

　　看来，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美欧之间的较量会很激烈。这里面有利益问题，也有理念问题，这都是不容易做出让步的问题。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韦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