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志向 求解中国问题
樊纲说,对他们这一代而言,中国问题太有诱惑力了。而他的这一志向却是在远离中国,留学美国时才逐渐清晰的。他说,那种感觉就好像以前学到的东西,被存放在不同“抽屉”里,开始一点一点地向一个方向汇聚,逐渐连贯起来,到最后,他感到开悟了。
樊纲对经济学的兴趣始自北大荒。从小养成的读书兴趣,到了东北兵团后,就变得更加强烈的。社会的动荡变化,自身命运的跌宕起伏,都促使他从书籍和实践中去求解这些问题。其中有两本书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本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两本书的系统阅读,使樊纲第一次认真思考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最终他认为,经济学更为根本一些。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经济学是更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而且,当时既简单又复杂的社会现象也唆使着樊纲去求解这些问题。
当樊纲决定投身经济学之后,他观察周围事情的眼光也就出现了变化。他开始尝试着用书本上的理论,分析现实中的问题。
当时兵团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就一个连队来说,在知青没来之前,本来二十几个人,开着同样数目的机器,种着同样大小的土地,后来一下子来了百十号知青,还是那些机械那些地,产量反倒连年下降,亏损也越来越严重。于是,在1975年前后,兵团准备在一些地方试行农村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办法,把固定工资制改为工分制,其目的无非是增加一些物质刺激,使收入与劳动表现挂钩。樊纲所在的连队是试点之一。连队指导员觉得此事不好办,就找大伙商量。由于学了点政治经济学,有点底气,樊纲就想对此事做一番“理论分析”。他对兵团总部的试点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连队指导员听了很欣赏,就让他写成了书面材料以连队的名义寄到了兵团总部。没过多久,兵团正好要召开一个工分制试点的工作会议,于是樊纲和指导员受邀一起去了佳木斯兵团总部。这是樊纲第一次“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探索,从此他对各类经济问题也就更加留意了。
1977年,恢复高考,彻底改变了樊纲的命运,他考取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打开了通向经济学圣殿的大门。1982年毕业后,樊纲又考入北京的社科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樊纲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时,在时任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已故经济学家董辅衽的力荐之下,樊纲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进修。
美国国民研究局是个开放式的研究机构,在这里,他得以进入哈佛学习经济学。在哈佛的日子是一段令人兴奋、令人着迷的经历。樊纲把这个学习过程称为高强度高浓缩的“思想炼狱”。他有机会就近学习、揣摩大师们的思想方法。同时,大家的学术成就也给他很大的压力,逼着他把自己的标准设得高一些;要求高了,就会想方设法去实现。樊纲说,哈佛的学术氛围推动着你去有成就。对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人来说,这种训练是很宝贵的。
正是在这里,樊纲打下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他不仅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上的融会贯通,而且还发现了通向他最为关切、最放不下的那个问题——“中国问题”的道路。
樊纲说,对于像他这样30多岁才出国的这批留学人员来说,实在太想搞中国问题了。这是一种"情结",是出于对自己长期关切的问题的"执著"。学了更多的知识,就更想去澄清"谬误",去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说明,对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看法。
樊纲就是怀抱着这样的激情回国的。看一看后来樊纲在国内的表现,就一定不会怀疑,当时他确实是有备而来。一回国,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成果勃勃而出。
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大都写于1988年之后。
1988年樊纲进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着手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该书出版于1990年,由樊纲主笔,被视为他的代表作。后来人们评论说,1990年在中国经济学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的出版。这部书在中国经济学近50年的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因为它第一次以一本专著的形式,娴熟地而不是生剥硬套地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特殊体制和特殊问题。
樊纲的博士论文《现代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也在1990年出版,这是一部在基础理论层面上清理传统的理论方法、走向新的理论基础的专著,也是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一步。
市场导向 体系一以贯之
最了解樊纲学术思想的学生张晓晶,把樊纲称为经济学界的“刺猬”。他解释说,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狐狸与刺猬比作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或思想家类型:“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这种思考方式导致一以贯之的观念系统;“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必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的追逐、猎取目标,其思想方式具有离心的倾向。刺猬坚持价值一元论;狐狸坚持价值多元化。
樊纲一直比较满意的,就是自己多年前发表的文章,现在如果重印不需要改动。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没有进步,而是说,他的立场是一贯的。一般读者可能觉得樊纲理论庞杂,但细究起来,这些理论的主旨只有一个:即相信市场的力量。樊纲相信,种种制度最终趋于一种:即市场经济制度。不过,对市场力量的相信也是有条件的。樊纲并不盲目信奉市场。尤其是当他在思考“发展的道理”的时候,他更是看到了市场发挥作用的限制条件。“信仰市场却又能意识到市场发挥作用的限制条件,这正是樊纲能够坚持其一贯立场的重要原因。”张晓晶说。
简历
樊纲,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攻读博士期间,樊纲于1985~1987年期间赴美国哈佛大学及国民经济研究局学习研究。1988年在社科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进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90年任副研究员,1991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历任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副所长。1996年调到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并继续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樊纲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