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中国女性的性骚扰问题将有法可依：全国妇联完成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送审稿)的起草工作，并报送国务院。该修正案明确禁止了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和性骚扰。这是中国第一次将性骚扰写进法例中，因此颇为起舆论关注。

　　性骚扰是文明社会的肿瘤，是男权社会的遗毒。其受害者之众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最近一项针对北京市民的调查表明，女性是遭遇性骚扰的最主要群体。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曾遭性骚扰的人多达71%，其中54%的人听到过黄色笑话，29%的人遇到过有暴露癖的人，27%的人曾经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与他人身体接触。

　　对性骚扰进行立法加以惩诫是必要的。有不少国家都用法律形式禁止性骚扰。美国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国家，并将其作为一种性歧视而加以禁止——1980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性骚扰行为的专门法规。除了美国以外，已经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性骚扰属于应予禁止的非法行为。

　　对性骚扰进行立法是法治的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不过，在细节上，把性骚扰的受害对象定位于女性，禁止性骚扰的立法只入《妇女权益保障法》，没能把男性同胞也囊括其中是不全面、不公平的。

　　虽然在社会上，女性受到性骚扰的机会远远大于男性，但男性受到性骚扰的情况也不是绝无仅有！男性也可能会受到同性、异性的性骚扰。如在一些以女性为主的工作场合、一些女性当主要领导的单位、一些与不道德性交易女性打过交道的、未成年的男性也有受到女性骚扰的可能，如原深圳罗湖公安分局女局长就经常暗示、接受男下属的性贿赂；随着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同性恋的泛滥，男性还可能会受到同性的骚扰，媒体也不时有这方面的报道。

　　如果男性受到性骚扰，想寻求法律的保护，怎么办？难道也找《妇女权益保障法》不成？

　　法律是冰冷的、僵硬的，现实是沸腾的、鲜活的，法律永远跟不上现实的步伐，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为了把这种矛盾调和到最小的程度，这就要求一方面立法者必须有前瞻的眼光，有足够的智慧，尽可能把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都纳入于法律的视线内；另一方面，用简约主义来实现法律外延的最大化，因此法律条文宜粗不宜细，这样的法在施行过程中才不至于漏洞百出，才会在实施过程中树立起法的尊严与威信，才有可能是善法。

　　如美国联邦法院就将性骚扰定义为“被迫和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没有明确的主体与受体，因此适用于不同的性别，也适用于任何情况。

　　因此，笔者希望禁止性骚扰不只入《妇女权益保障法》，而是入《刑法》，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对性骚扰说“不”！

　　(稿源：红网；作者：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