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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认为在体育、文艺界出了名的人，便接近于不劳而获者，接近于特权阶层的看法，是一种不存在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观点。

　　对演艺界的人士如何不存偏见，可以考验我们是否具有真正的平等意识

　　关于刘翔的硕博连读、金庸当浙江文学院院长、周星驰被几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徐友渔在《南方都市报》上用“规则遇名人算不算数”来加以质疑。但是此“名人”非彼“名人”。

　　我们知道有些“名人”是凭一个偶然的机遇甚至是投机，一夜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是刘翔、金庸和周星驰之所以成名，是因他们自己付出了巨大辛劳。他们不只是拥有“才能”和“天赋”，而且在日复一日的岁月中，付出了常人不可比拟的汗水和劳动，习得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技能乃至“绝技”，从而赢得了无数普通人们的尊敬和喜爱。

　　那种认为在体育、文艺界出了名的人，便接近于不劳而获者，接近于特权阶层的看法，是一种不存在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观点。即便是按照过去划分成份的做法，刘、周和查先生也都应该算作凭自己诚实劳动吃饭的人，是劳动阶级的成员。徐友渔担心“除了运动员外，大款们、官员们、明星们也想避开现行标准，‘整合’到大学里去”。但是把汗水和草根出身的运动员、明星，与其他“大佬”们混为一谈，这是不公平的。而且以一种不加分析的语调，将“大款们”和“大官们”相提并论，这就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悲哀了：他们始终不能得到社会精英如徐友渔的信任，仿佛他们的钱肯定是赃款。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一定要被“整合”到大学里去。问题在于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我本人恰巧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多年，耳濡目染，对表演系的教学工作了解一点。表演系最重要的专业课，从来不会在阶梯大教室举行，而是分成小班由老师和学生一对一、面对面地进行。课程也不仅仅是老师本人宣讲事先写好的讲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学生“上演”自己排练的小品、剧目，老师在一旁加以指点和引导。一个称职的表演系老师，她(他)的主要工作是挖掘每一个同学潜藏的天资天赋，把(她)他沉睡的潜能调动出来，把他性格乃至体态中与众不同的一面呼唤出来，让它们获得艺术形式。

　　在具体指导中，还包括引导学生如何把握一句台词的语音、语调，如何将一个开门或关门的动作表现得正好符合情境的要求，既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而当学生的情绪一时调动不起来，老师要想尽办法让她(他)达到饱满状态，因此要求老师本人也要进入情境、进入情绪，不可能站在一边“引经据典”。因此，表演系老师(教授也一样)在课堂上与学生的关系，是同一个创造活动中创作伙伴的关系，老师本人的艺术实践就显得非常重要。

　　因此，衡量一个表演系老师教授是否称职，其标准和衡量一个历史系教授写了多少论文、专著应该有所不同，他在学生表演的小品面前即席发挥，灵机一动，将同学们带入“致幻”状态的一刻，也是他的科研活动的部分和成果之体现。而我国现行的这套大学评估体系，以一种不由分说的统一标准来衡量表演系老师，就显得非常外行。我经常听到表演系的老师叫苦不迭。但愿这样说，不至于使得人们产生对于表演系、演员的进一步误会，认为她(他)们真的不学无术。这样说吧，像我这样每天勤读不已的人，在表演系是没有人买账的。此“教授”非彼“教授”也。

　　梅兰芳有没有写过什么专著和论文？没有，那么周星驰也没有，其原因是一样的。梅兰芳能不能当艺术院校表演系的教授？能。那么，周星驰也能当艺术院校表演系的教授。因为周星驰表演方面的才能不是吹出来的，是经过广大观众充分认可、热烈肯定的。他作为学生表演创作的伙伴，看来不会有任何问题。

　　关于张铁林最近出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徐友渔说：“我们没有偏见，关键是要看这个名人是不是够格儿”。他列举没有大学文凭的王安忆进入复旦中文系当教授，但是“她非常认真地备课，非常投入地教学”，因而是值得肯定的。他再次提到周星驰，非常肯定地说，周是“作秀意义比较重的。”这就奇了，既然是着眼于“程序公正”，那么为什么从程序上王安忆可以，而周星驰不可以？你怎么知道周星驰在进入大学之后，不能像王安忆那样当一个好教授？难道周星驰好欺负是吧？

　　按照当时正统的观点，当过捷克总统的哈维尔也曾经是上世纪60年代布拉格小剧场的“搞笑”演员呢。施瓦辛格现任加州州长，里根曾任美国总统，对演艺界的人士如何不存偏见，可以考验我们是否具有真正的平等意识。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