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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的一天,我在英国的家门突然被警察叫开,要我们赶快离开此地,因为门前不远处的一个公用垃圾箱里发现了炸弹,可能马上爆炸。我们立即跑出门,和其他邻居们向安全地带撤退。马路已被警察封锁,特种部队也赶到现场,气氛森严,看起来像微型坦克车的遥控引爆车已准备启动。
那时我在英国留学,住在伦敦郊外的一个小镇上,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离我家不远。此前一个月时间内,伦敦接连发生极右分子制造爆炸案,从超市的钉子炸弹爆炸事件到同性恋酒吧的爆炸伤人案。媒体称,安放炸弹的嫌疑人就住在我们那个镇附近,所以人心惶惶。
三个小时后,警察要我们回家,原来放在垃圾箱里的不是炸弹,而是一个废弃的打字机!虚惊一场后,人们仍愤愤不平,斥责这些“极右分子太不地道、太可恶了。”
其实,谁也没有根据证实这场虚惊是“极右分子”制造的,但却把反感和厌恶情绪都发泄在极右分子身上。
后来查证报警者是一个恶作剧的少年,不过时过境迁谁还有兴趣为极右分子平反?美国最近把“中国人前往波士顿发动脏弹袭击”的传闻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效果其实是一样的。虽然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查无此事”了结,但弄脏了中国人的声誉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对传闻加以证实的习惯。
客观上弄脏了中国
我特别留意到,很多美国和美国以外的媒体(包括网站)都刊登了“发现敌情”的消息,却没登“查无此事”的最新结论。在那些看了“消息”而没留意“结论”的人心目中,“中国人参与脏弹袭击”的印象不会在瞬间抹去。而对于不断听闻恐怖警告的美国人来说,在总统就职典礼前发生这样的事,反感的不仅是那几个偷渡者,而是“中国人”。
“中国人前往波士顿发动脏弹袭击”的传闻,客观上“弄脏”了中国和中国人。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了此事和恐怖组织以及恐怖阴谋无任何关系的结论,但从传闻发生后美国政府的兴师动众和媒体大肆渲染的“热度”来看,恐怕不是一个“因为是匿名电话举报,所以无法查证”那么简单。
因为按照惯例,联邦调查局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寻找涉案的4人及另外10多个中国人,必然已获悉较准确的袭击目标、作案方式和作案者的情报,否则是渎职行径;而媒体刊登未经证实的消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更值得玩味的是,美国最先说举报四名中国人用脏弹袭击波士顿的人是匿名的墨西哥“线人”,意味着他是受雇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即便是外围人员),而在发布调查结果时,这位“线人”成了一个走私人口的蛇头。
作案者手段高明
现在真相已大白,“中国人发动脏弹袭击”纯属子虚乌有。不过,这场闹剧的作案者手段的确高明,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狠狠地败坏了中国人的声誉,而造成的不良影响又难以消除。
首先,在美国总统就职前夕这样的重大历史时刻,出现中国人谋划恐怖袭击的消息,震撼力一定很强。加上报道中有“一位中国化学家”和“两个伊拉克人”这样夺人眼目的字眼,更能强化人们的印象,好像中国人已和伊拉克人勾结起来专搅美国的好事,潜移默化地让美国普通人对中国反感。
其次,即便后来人们知道了“中国人没有参与恐怖袭击”,也难改变“中国公民不守法”的坏印象,因为涉案者是偷渡客。西方人对第三世界来的偷渡客和难民,是像瘟疫一样提防着。中产阶层的人害怕难民扰乱了社会秩序,劳工阶层怕难民抢走他们的饭碗。从某种角度看,“偷渡客”比恐怖分子在民间的反感程度更高。
再次,美国人自“911”以来对恐怖袭击特别敏感,为了安全,即便出现“假情报”也能得到美国人的原谅,联邦调查局的兴师动众会被看做是“防患于未然”。
目前西方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布什政府在“911”之前已获得遇袭的情报,只是无法求证而难以采取果断措施,所以才让世贸中心双塔倒掉。不难想像,作案者非常了解美国人的心态。最后,让中国人难以通过外交渠道加以抗议。你要求惩罚作案者,美国司法部门可以以“匿名电话难以查证”为由搪塞;你要求美国为中国的声誉负责,他们会以“先管好偷渡者”来堵口。最狡诈的是,即便把那个墨西哥“线人”给法办了,毁坏中国声誉的目的仍然达到了。
值得注意的信号
也许有人要问,作案者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与美国敌对的国家作为毁誉的对象,为什么要选择比较友好的中国?只要你明白了中国一直在追求和平发展,为什么仍被某些美国人说成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者这个问题,你就有了答案。
美国的一些政客和企业主,对中国经济的不断勃兴和日渐上扬的国际影响力其实心存敌意,因为这关系着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和国际政治发言权的再调整。为了维护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他们在抛出“中国威胁论”之后,现在似乎又在启动“弄脏中国”的新策略,因为“威胁论”在中国追求和平的“习惯性动作”面前已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脏弹事件”是值得中国警惕的信号。在中国产品的质量尚不能得到世界的充分信任、偷渡人口不能完全阻绝的现实中,西方一些持反华立场的人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会很巧妙地且不断地制造事端来“弄脏”中国,降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信誉,从而阻碍中国的经贸发展和外交影响力。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