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24日电 在2004年灾难记忆中，有天灾，有人祸，或者是二者相加的结果。审视过去，看看我们身边建立了哪些预警机制，它就像一座座高高矗立的瞭望塔，可以在危险逼近时，高声示警。据天府早报报道，民盟中央城市灾害应急专家组组长王绍玉、紧急状态法课题组领衔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解读中国的预警机制。

　　预警将损失降到最低

　　于安：公共危机事件分为五大类。一是破坏性自然灾害；二是严重的生物灾害；三是灾难性技术事故，如火车相撞、民航事故等；四是严重的经济失常，包括金融信用危机和资源、能源、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五是重大社会冲突，如恐怖袭击、严重骚乱等。

　　王绍玉：无论是洪水、泥石流，还是车祸、沉船，再到大家记忆犹新的非典，都是社会正常发展的破坏者。预警机制因此体现出它的建立价值，其根本作用在于危机发生前向人们提出警告，使灾害在发生前就有所控制，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从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到海啸抵达印度海岸，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政府建立有海啸预警机制，给人们警示海潮可能抵达的地区，很多生命就可以获救。

　　还应建立问责制

　　王绍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是灾害防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因此在财力与科技有保障的情况下，都应该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从气象到旅游，从卫生到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在众多领域建立了预警机制。在广东，甚至在建立未成年人思想预警。面对灾害，是不是建立了预警机制？是不是可以预警而未预警？因此，建立相应的问责制也是有必要的。

　　王绍玉：像非典这样的突发性事件是可以做到的，最难的是公共安全事件，导致它发生的偶然因素有很多。

　　预警机制无法做到控制灾害，但能有效减少损失。1975年，辽宁海城营口发生地震。后来专家估计这次地震可以造成上万人遇难，但实际遇难人数只有上千人。这次地震预报，被公认为是成功的一次。

　　成立灾害应急机构

　　王绍玉：在我国，加强城市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需要建立一个跨越目前部门限制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灾害的预警、应急调度、物资储备等。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30%。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城市发展将进入快速增长期，往往是人口、资源、环境、公共卫生、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制约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城市一旦发生灾害，将涉及医疗救护、交通运输、物资储备等各个方面。但是，我国城市对灾害的应急管理却不容乐观。

　　我国应该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经验，成立统一的管理部门，集中各种资源，以应对城市灾害的突发事件。完善城市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还要加强有关立法工作和建立评价城市灾害应急管理能力指标体系。

　　王绍玉：以我国为例，许多领域都建立了完善的预警机制。比如气象，从太空到地面，具有完备的监测体系。但是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只有做到将灾害尽量减少，最主要依赖手段就是预警。对政府而言，就要在相关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日常的工作机制，面对即将到来的灾害性天气，这种机制能在无需重申的情况下自觉启动。

　　在全球框架下，建立预警机制是大的发展趋势，并且会在全球协作中实现预警机制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