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如果我们在环保问题上犯错误，不可能走回头路。”

　　“我的经历让我成为一个执着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但在环保问题上，我不愿意成为预言者，因为问题太严重”

　　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这30个项目中，有些堪称规模巨大，如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装机容量1260万千瓦，为中国仅次于三峡电站的第二大水电站(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另一个被停建的电站——三峡地下电站，其装机容量也达420万千瓦。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后，环保总局首次大规模对外公布违法开工项目，处罚力度之大，为建国以来罕见。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会上说，这些项目都是在环评报告书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就已开工建设，有些工程已基本完成，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国家环保总局将分期对违法建设项目坚决依法予以清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批处理一批，决不允许出现像‘铁本’那样的违法建设项目。”潘语气坚定，显示出治理环境的决心。而外界则惊呼，“环保风暴”终于来临。

　　44岁的潘岳已经不是第一次引起舆论的关注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任上时，组织“重建中国大学生精神家园”等一系列的讨论；90年代中期，他担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时，主持清查国有资产流失；90年代后期任国家质量监督技术局副局长时组织了系列“打假”行动；去年10月，他在第五届绿色中国论坛上题为《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的主题演讲，引人注目，到处流传。这次，因为环保，他又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聚焦点。

　　“我们处罚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否环保”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30家违法开工建设的电力项目，这在国家电力供应紧张，有些地区甚至出现“电荒”的情况下，尤为引人注目；也有人担心这样会加剧未来中国电力供应的紧张局势。环保总局在做出这个通报之前，是否权衡过这个问题？

　　潘岳：我们是经过仔细权衡的。目前中国的电力是紧张，但是相对于未来的需求，在建电力项目非但不少，还远远多了出来。今年全国开工电站规模达到1.5亿千瓦，超出批准额度的一倍半。更糟的是，全国2.8亿千瓦在建项目中，还没完成国家核准手续就擅自开工的高达1.2亿千瓦。任其发展，从环境角度讲，将再次形成高耗能工业与电站建设相互推进的恶性循环；从经济角度讲，势必导致今后一段时期内发电能力大量过剩，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激增，破坏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决不允许“铁本”事件重演。在“铁本”事件发生后，也有人认为建设工程进行大半，如果继续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地方和国家都会有所收益。但是，一旦停工，损失则是100%。此次环保总局叫停的电力项目也会遇到类似困境吗？

　　潘岳：叫停一批项目可能损失几十个亿。但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火电厂燃煤排放的温室气体一旦超出人均4吨，我们国际履约的费用每年就要达到500亿，这个损失大不大？世界银行计算，2020年之后，我们仅为燃煤造成的疾病就将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占GDP的13%，这个损失大不大？如果发电能力大量过剩闲置，银行不良贷款激增，中国的金融系统一旦发生动荡，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恐怕就不能以千亿计算了。

　　我们这次处罚是依法进行的。如果说违法之后还就处罚讨价还价，那么法律的威信何在？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如何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就会失去权威，导致政令失效，社会混乱。从另一个角度说，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有时“矫枉”也须“过正”。

　　中国新闻周刊：从目前环保处罚的状况看，由于民营资本企业规模小，环保措施上不去，经常会出现“民资”被查，“国资”独存的现象，环保总局在查处时会考虑企业背景吗？

　　潘岳：我们处罚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否环保。我可以保证，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国资”和“民资”之分，也不存在任何歧视问题。我们并不是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只要环保违规，就要处罚。

　　“让弱势地区和群体不用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提到，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各种发展任务，而环保并不是万能的，为什么你这两年却还如此强调环保？

　　潘岳：并不是我现在在环保局就单方面强调环保，我曾多次说过，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了，不解决好分配机制，会带来巨大的贫富差距，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许多体制问题如果不加紧改革，经济发展越快，危机来得也就越快。

　　我一直认为要反思“唯经济增长论”，当然更反对“唯政治决定论”。特别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同根同种同文生存发展到今天，肯定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或军事，更多地是靠一套充满着政治智慧的文化伦理体系。而这套文化伦理体系的内核便是“和谐”。如今，单纯强调经济而引发的环境与社会问题的例子已经不少：SARS、沱江污染等一系列安全事故都说明了这些。我们的人口资源结构和国外有很大不同，西方一些国家在环保问题上走了弯路，吃够了苦头，凭着过去积累的足够金钱与技术，还可以回头走循环经济与利用新能源的路。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如果在环保问题上犯错误，根据现实的资源环境生存空间，就不可能走回头路了。环境问题已经不是能否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是成为我们这代人是否能够安然渡过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环境容量已经达到了支撑经济发展的极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但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这是两难的选择。

　　潘岳：实际上，我们可以并应该立即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尽快走向上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美国是在人均8000到10000美元的情况下解决环境问题的，韩国是在人均4000到6000美元的情况下解决的。现在中国东部一些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元，利用一些成熟的技术，我们也可能提前解决环境问题，做到经济发展和环保并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东部实行环境优先，改变那里干部的考核内容。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首先改变干部的考核内容，把它作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来做？

　　潘岳：各地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来制定。有些地方就不适宜发展工业，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保持那里的生态和水源。那么，考核这里干部政绩的指标就不能再是一年生产了多少化肥，交了多少税。考核他们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看那里的水土保持如何？有些地方适合发展工业，那么就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对其污染进行治理。不同的区域应该根据不同的人口总量、经济总量来划定不同的目标，制定不同的标准，实行不同的政策。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必然会出现各地方发展低水平重复性的建设项目，同时也带来难以解决的环保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但对于一些贫困地区，那里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温饱问题，我们在实地采访中也发现，当地一些人就认为，温饱都没有解决，环保就是侈谈。

　　潘岳：环保和社会公平是当今中国环保事业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保护环境十分困难。富人不愿意放弃已经享受到的物质富裕，穷人也不甘受穷，要千方百计发展经济，追求高消耗的富裕生活方式，此时强调环保，会被误认为是在否定穷人的权利。但如果允许穷人以毁坏环境的方式来追求经济和社会平等，整整13亿人，就那么点资源，可能会毁灭整个民族生存的依托。

　　为此，我们正在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让环境受益地区为保护环境牺牲利益的地区付费，让环境资源消费多的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付费，让污染大户向受害百姓付费。这样弱势地区和群体就不用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了。

　　“我不是预言家，严峻的现实已摆在那里，还需什么预言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可能算得上是中国第一批环保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从事环保报道和环保调查的经历，对你现在从事的环保工作有何帮助？

　　潘岳：那时候从事环保报道，做过不少实地调查，也写了一些“批评报道”，担当了很大的责任，有一次差点断送了我的记者生涯，但我至今对这段经历不后悔。比如当年我对云南滇池的报道，承担的压力非常大。可是，20多年过去了，滇池现在要治理的成本起码是当年的几十倍。那时候错过了治理的最佳时机。

　　这对我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是宏观经济部门出身，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环保工作者。但我无论在什么部门都在重复着同一种声音：我一直是一个可持续论者，是一个执着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经历的部门非常多，也提出过不少带有预见性的问题，比如较早地提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市场质量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你一直以来思考的，还是你身处哪一个部门就会把这个部门的问题看得非常重要？

　　潘岳：我去的这些部门有些共性。在国资局的时候，国资并不被人重视，现在国资流失成为一个大问题。当时我们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查国有资产流失。开始大家对这方面认识不深，通过清查才知道问题很严重，一个数据可以说明：根据当时的调查，国有海外资产有2万亿，但登记的只有1800亿。国有的海外公司3万个，登记的只有2000个公司。这之间的差距当然非常说明深层掩盖的诸多问题。

　　到了技术监督局的时候，技术监督不被重视，市场造假泛滥，很多打假工作都要从头做起，从一个民族素质来看，我们的质量意识是需要大大提升的。我为此尽了力。

　　到体制改革部门相对超脱一些，这个部门没有自己部门利益，因为它没有一项审批权。我可以比较从容冷静地研究经济体制、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对形成我宏观观察问题的习惯大有帮助。

　　到了环保部门，我发现“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10多年，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我不想说，我自己到了哪个部门就把这个部门的权能夸大得非常重要，而是非常巧合地赶上这些部门恰好正处于改革的最前沿。我不是预言家，严峻的现实已摆在那里，还需什么预言呢？在环保问题上，我更不愿意成为预言者，因为问题太严重，从中国特有国情来看，再不抓紧治理，就根本无法治理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