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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简单地把美国人在伊拉克遭遇的困境看成是“先进制度”与“落后制度”的冲突，或仅仅是文化上的冲突。在我看来，这是美国的保守型政治结构与伊拉克激进型政治结构之间的冲突

　　文/党国英

　　美国人现在在伊拉克遭遇了相当大的麻烦，因为差不多每周都有美国士兵死亡的事件发生。

　　美国人在伊拉克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这是在技术意义上所获得的一场胜利，而不能看作是反恐怖主义获得的战略上的胜利。战争前，伊拉克本来与国际恐怖主义关系不大，只是萨达姆这个人嘴硬，惹怒了美国政治家，正好做了一个替罪羔羊。在战争技术资源非常悬殊的情况下，萨达姆败得一塌糊涂。萨达姆作为一个极其残暴的独裁者，他在道义上也是一个失败者。这个人充当了一个坏榜样，正好给那些鱼肉百姓的恶棍政治家一个警示。

　　但是，萨达姆的毁灭并不意味着美国人的全面胜利。

　　比起过去数十年美国人卷入的国际战争，这次美国人打伊拉克的条件最好。出兵的理由似乎很正当，能给美国百姓有一个好交代。相比之下，美国人过去进行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在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之下，美国人不得匆匆结束这两场战争。然而，尽管这次打伊拉克有很好的政治条件，美国人还是未能漂亮地结束这场战争，反而陷入了泥潭之中。有可能在伊拉克选举之后，美国人会想办法尽快离开伊拉克，至少把军队撤出伊拉克，只留下少许军事顾问。但我判断伊拉克在选举之后的政局很难稳当，搞不好会出现大的动荡。

　　美国人在伊拉克的敌人是谁？说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力量是效忠萨达姆的残余部队，恐怕没有人相信。也许伊拉克的某个政治势力会打出一个萨达姆的旗号，但那一定和本来的萨达姆风马牛不相及。萨达姆会成为一个符号，但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

　　各种伊拉克政治势力也都会喜欢“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但“爱国主义”这样的政治符号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政治家会把它作为一件外衣，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所以，评论家如果把美国人与伊拉克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归结为美国人与萨达姆战争的继续，或者归结为美国人与伊拉克爱国者的冲突，都未免过于简单了。

　　我们可以把伊拉克战争看作是两种制度的较量，但不应把“制度”过于概念化，说它是一场资本主义和什么别的主义之间的较量。也不要把这个冲突说成是“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冲突。

　　固然不同的制度之间可以按照某种标准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这不意味着代表先进的制度和落后的制度的政治力量之间必然要有一个你死我活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对日本有过一个占领时期，按照常理推测，日本人会和美国人之间发生冲突，但事实却基本相反。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人死伤无数，但日本人没有寻求报复，而选择了和美国人和平相处，并迅速接受了美国人的制度。至今美国人在日本人心里很受认同。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把目前这场冲突看作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说法也过于生硬和笼统。文化也是制度，是人的行为规则。文化具有多样性，但不同文化之间未必一定会发生冲突。如果把宗教看作文化重要内容，不同的宗教之间也未必一定发生冲突。宗教可以是政治的外衣，为政治服务。

　　在我看来，美国人和伊拉克人之间的冲突是保守型政治结构与激进型政治结构之间的冲突。美国的保守型政治结构源自美国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美国有高度发达的政党制度，其基础是广泛的社会横向联系和民间组织的发达。这样的政治结构不容易产生激进的政治领袖，政治的通例是协商和妥协，是政治活动规则的高度透明和稳定。伊拉克的情形就不同了。伊拉克本身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至少有三大政治派系的对垒存在于伊拉克。

　　过去在萨达姆的专制统治之下，石油资源没有使伊拉克人民普遍受惠，工业成长也没有促进伊拉克发生横向社会组织的发育。在这种社会中，人民之间的社会认同程度非常低，保守、妥协的政治活动的空间狭小，政治舞台只能是激进型政治领袖施展抱负的场所。“人肉炸弹”之类的方式不过是激进政治的表现形式而已。当年萨达姆也是靠激进政治行为起家的。

　　军事战场的大规模冲突结束了，政治家应该坐下来谈判，达成某种妥协。但美国人找不到这样的政治家，因为伊拉克不是产生妥协型政治家的土壤。这便是当前伊拉克问题的要害所在。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