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海世乒赛进入100天倒计时之际，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接受了本报的专访。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他游走在自己的记忆长河中，在把往事娓娓道来的同时，也寄上自己对于中国乒乓、对于上海的一份祝福。

　　为上海欠下人情债

　　本届世乒赛是中国继北京和天津后举办的第三届比赛，“论地位，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是应该办一次了。但是，我也因此欠了人家瑞士的债啊。”徐寅生一开口就语出惊人。

　　那还是第48届世乒赛单项赛的申办阶段，中国上海和瑞士洛桑是当时的两个候选城市。上海最后以78对31的绝对优势赢得了主办权，至于瑞士的申办幕后却鲜有人知。其实，是时任国际乒联主席的徐寅生私下里鼓动瑞士提出了申办要求。“你想啊，堂堂国际乒联总部所在地却从未举办过世乒赛，这叫什么事儿啊。”徐寅生这样解释他的初衷。果然，瑞士方面在徐寅生的“撺掇”下向国际乒联递交了申请。可万没料到的是，上海却在随后的几天里成为了洛桑的竞争对手。“原本是我积极鼓动人家去申办的，现在自己的家乡却杀了出来，这弄得我有些措手不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徐寅生自嘲道：“那不等于我欠别人的嘛。”

　　“不过话说回来，上海当时的胜出也确实惊险。起初，形势对我们并不十分有利，很多欧洲代表更倾向于洛桑。但最终上海凭借她独特的吸引力和强大的实力把大部分人都争取过来了，其中还有不少欧洲代表。”在徐寅生眼中，“欠债”只是玩笑之谈，上海能把世乒赛迎接回家才最重要。“随着近几年经济的飞速发展，上海承担了各种各样的大型体育赛事，譬如F1、网球大师杯，这些比赛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在这样的形势下，举办一届我们国球的世界锦标赛，也是顺理成章的。上海应该为自己办一次大赛。世乒赛就是这样一次比赛，一个既能展示上海各方面协调能力，又能扬国球之威的平台。”

　　徐寅生对上海世乒赛充满信心。“上海市的领导对世乒赛非常重视，上海承办世乒赛的理念也很有特色——让观赏世乒赛是一种享受，从看比赛到参观展会、参与乒乓球嘉年华等，世乒赛集竞赛、文化、休闲于一体，是一个快乐的体育节日，是市民和球迷在‘五·一’黄金周长假的一个好去处。”

　　海外兵团也美丽

　　乒乓球中的“海外兵团”曾经长期是国球的噩梦。不少人认为，这些运动员缺少爱国心，跑到国外帮助别人来打自己人。然而徐寅生对此却有独到的见解，他还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海外兵团”也有可爱、美丽的一面。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当时的卫冕冠军瓦尔德内尔是中国男乒夺冠路上的最大障碍。可没想到，见过大风大浪的老瓦却被加拿大选手黄文冠的冷箭射中，被挡在了八强外。要知道，广东籍的黄文冠可是地道的“海外兵团”。

　　“可见，海外兵团也有‘帮忙’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就没听人指责他们了呢？”徐寅生接下来的一番话更像是在为“海外兵团”正名。“过去人们有种偏见，其实换个角度看，‘海外兵团’为整个乒乓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进一步解释说：“没明星就等于没卖点，这项运动在当地自然就不会得到发展。而我们高水平的球员走出去，就是为其他国家送去了明星，激发他们对于乒乓运动的兴趣，在当地掀起乒乓的热潮，这样才能带动那国的乒乓发展。”

　　运动员出身的徐寅生甚至还把乒乓金牌的分流看作是激励国手奋发图强的动力。“不要怕别人的强大会抢了金牌，只有没志气的人才会怕，相反，别人的成功于我们是一种鼓舞。”他还提起了在日本千叶举行的那届世锦赛，那是中国男乒成绩最差的一次，才第七，而比利时队倒打进了前三。“看着比利时队教练王大勇作为一个中国人却登上了领奖台，这让下面的我们都心里不是滋味。但转念一想，这其实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工作没做好，人才没用好，反倒是一种鞭策。”

　　改革并非针对中国

　　近年来，国际乒联先后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很多人认为这是为了遏制中国选手包金揽银的局面，比如男团从打9场压缩至5场定胜负，从一定程度上就是避免中国队的人海战术。但对于大部分改革措施而言，徐寅生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在改革面前，大家都是公平的。”

　　这里有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故事。众所周知，发球往往是有些球员的杀手锏，因此比赛中常常出现发球直接得分的场景。运动员赢得舒坦，可观众却一点不尽兴。国际乒联于是走上了不断完善发球规则之路。起初，球拍正反两面同色让选手很容易迷惑对手，于是第一次改革规定球员必须把球拍两面胶皮用红黑两色区分开来，要让对手看见发球时用的是长胶还是反胶。

　　岂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第33届世乒赛上，梁戈亮就被狡猾的对手破了发球。当时瑞典的约翰逊获得了“挑边”的机会，可他却一反常理地挑选了背靠中国队教练席的一侧。“我们当时都想不明白，”徐寅生开始绘声绘色地回忆往事，“后来，眼见梁戈亮的发球都没直接得分，我们就起疑心了。观察一番后，我发现他们的教练皮尔森就在我们对面冲约翰逊打着手势。”原来，为了“猜”到梁戈亮的发球玄机，约翰逊特意在择边时让梁戈亮正对瑞典的教练席，以便他们看清楚球桌下梁戈亮的发球准备，然后给约翰逊发暗号。

　　类似的事情徐寅生还能举出很多，比如孔令辉/刘国梁这对双打正风光时，却险些败在波兰一对无名小卒的拍下，原因就是，对方的球居然都是从胳肢窝底下发出来的……于是，为了让比赛更具公正性，国际乒联一步步改革到了今天的“无遮挡发球”。

　　在徐寅生看来，多数新规则和改革方案，都是为了使乒乓球运动更具观赏性，吸引更多的观众，争取更多的企业赞助。“乒乓球在奥运会上还是个新兴项目，为了争取到足够的收视率以达到一类项目的标准，一些改革是必然的。改革是为了(乒乓球运动的)生存，为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之后，国际乒联还先后推出了“大球”和11分制。徐寅生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打1分制，人人都能当世界冠军。”11分制要求运动员一上来就先发制人，猛打猛冲。谈话至此，徐寅生激动地说：“什么是拼搏，就是一上场就拼命、就搏杀。以前四平八稳不行，‘保’的思想也不行，从第一分开始就要猛打，就要有搏杀的勇气。”

　　关于“乒乓摇篮”

　　上海曾被誉为中国的“乒乓摇篮”，可现在的“摇篮”却摇不起来。俱乐部方面，一直以来堂堂的上海男乒却找不到哪怕一家上海企业的赞助。“圣雪绒”原本是一家宁夏的企业，现在却成了上海男乒的老板。“其他方面都是上海支援大西北的，可乒乓却是大西北支援起了上海。”说这话的徐寅生有些无奈，“好不容易等到圣雪绒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上海男乒也算有了上海的靠山，可其他愿意出资的上海企业也是难觅踪影。”言语中颇为苦涩。

　　“在上海打世乒赛，我们当然喜欢看到东道主球员能在家乡立功。可我们上海有希望拿冠军的只有一个王励勤，而事实上，能参加比赛的上海人也只有他一个。这种情形，与上海的乒乓球传统，同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徐主席的话一针见血，却十分中肯。“上海有好教练，但没有形成系统；上海有着很好的乒乓球群众基础，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却十分匮乏。”他分析道。与他小时候不同，以前打乒乓是因为喜欢，打好了就能参加系统训练；可如今体制变了，打乒乓变成了全自费的投资。毕竟世界冠军十分有限，家长考虑到投资难有回报，就不愿孩子投身乒乓运动了，而上海孩子不能吃苦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来二去，就造成上海乒乓人才断层的局面。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世乒赛期间观众到底有多少。我希望那不是组织来的观众，也不是手拿赠票的人，而是实实在在热爱乒乓球运动的球迷。”徐寅生最后道出了自己的衷心愿望，“祝愿世乒赛对上海的乒乓球运动是一种推动，让‘乒乓摇篮’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