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的《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回忆录再现了陈丕显同志在“文革”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的传奇经历，也披露了“文革”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胡德平同志为该书作了《倾心交往五十年——胡耀邦和陈丕显的友谊》代序。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摘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初闻尊名
1952年7月，我父亲胡耀邦从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和我。
父亲上京时的兴致很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游、处处比先进的劲头。那时也有“小广播”，人们风传他要去中央人民政府正在筹组的建工部任副部长。部长的后备人选是陈正人同志。陈正人同志早年随毛主席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的夫人彭儒同志也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士、老资格。胡陈二人相识很久，彼此关系很熟，我父亲很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
人民掌权后的南充，一片勃勃生机，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大家的面前。当时四川撤省建置行署，行署为省级建制，父亲作为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对经济建设十分热情，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我记得，我当时曾听到他用极为兴奋的口吻说过，川北可能发现大的油气田，准备修建飞机场，考虑嘉陵江从南充到重庆如何才能通航运货等问题。在南充的市建工程中，他也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主持修建的市中心“五星广场”，修得很宽敞，形状为五角星，每个角的尖端都辐射出一条马路，马路包括两侧的人行便道宽为40米，三条通向嘉陵江边，一条通向现在的火车站，一条通向大巴山区。“五星广场”又名“五星花园”，广场的中心是一座直径为40米的大花坛。现在南充广大干部群众都认为五十年前这一杰作至今还未过时，尽管各种车辆成倍增加，但车辆的行驶仍然通畅，绝少堵车现象。组织部门推选他到建工部任职，也算知人善任吧！对农村道路的建设，他更是热心。区党委、行署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建了县县通的公路网，大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西南行政大区则更大胆，一无国家重大项目立项，二没要国家拨款，单凭自己的财力便建成了成渝铁路，圆了辛亥革命前四川人民在保路运动中的铁路梦。这一切怎么不叫人产生一种继续为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遐想呢。在我今天看来，当时坐飞机上京，他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
在北京翠明庄，有一天我看到父亲匆匆从外边回来，径直一人走进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盘在床边，左脚垂落在地，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儿后，他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一扫来京时的兴奋。
事后不久，听周围的同志们讲，那天是刘少奇同志找他谈话，分配他到中国新民主义义青年团工作。对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名单上报党中央时，毛泽东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亲当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他独自一人发的轻微牢骚，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时陈丕显的名字也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那时他正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那里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红小鬼”的沉浮起落
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志参加革命，谭15岁、胡14岁、陈13岁。他们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三个人在肃反过程中都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丕显叔叔又多了一项罪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三个人最后均侥幸存活下来。1933年，我父亲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们在儿童团共事的时候，丕显叔叔是我父亲的上级。他是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同志负责组织工作，李秀英同志负责福利工作，我父亲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他们一日只能吃两餐饭，吃的菜既无油又缺盐，但革命热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当时的儿童团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儿童局就是现在的团中央少工委。凯丰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刘英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1933年8月，他们结识了毛泽覃同志，毛泽覃是作为“邓毛谢古”帮派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因有被共同打击的经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很多。此时毛主席也因“右倾”离开反围剿的战场而赋闲，经常来看他这个倔强的胞弟。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抗日战争初期，共青团随之改名为青年救国会，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又在延安会面。丕显叔叔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书记、青年部长，我父亲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革命阵营扩大了，抗日局面打开了，我父亲经过长征，丕显叔叔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陕西。丕显叔叔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23年之久，其见识、经历很丰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我父亲。父亲关心上海方方面面的发展，丕显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导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寄语囹圄
我父亲1971年告别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赋闲。随着父亲的到来，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来，热闹起来。先是我们兄妹的同学来，同学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接着受到冲击的干部来，以后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也来……我父亲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开始和客人、来访者谈话。他戏称自己是没有分配工作，没有职务，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家伙。一次丕显叔叔的长子陈小津来到我家，他向我父亲述说了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他父亲的经历和仍被关押的现况。以后他往来更加频繁，粗略统计，约有三四十次之多。十分感谢丕显叔叔的遗作，他对这些谈话作了真实的追述。
我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体告诉小津给主席的信应该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父亲给狱中战友的寄语，对“红小鬼”时的朋友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力。1974年9月9日，丕显叔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以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此信真灵，毛主席八天以后作了批示，丕显叔叔才摆脱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亲这样劝导丕显叔叔完全是真诚的，他们倾心相交几十年，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太残酷了。
未竟的事业
“文革”结束，经过全党的努力，改革开放的大业如春潮而起，我国的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要改，思想文化体制要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也要在改革中加强，在改革中发展。
父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事业看得很重。他对丢弃事业一味大树特树什么思想、权威、接班人的作法向来不以为然，“文革”中，他多次让我看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时写的文章。毛主席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推动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到2001年，也就是到21世纪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段话深深地感动了他，但现实和理论相距太远。我父亲说，像“文革”这样搞法，不要说建成什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连饭中国老百姓恐怕都吃不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于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为政谋国，他十分积极，虽有困难但也无法遏制他在所处职位上的责任感和热情。同时，他的两位“红小鬼”出身的战友也处处帮助他、提醒他、规劝他、配合他。谭启龙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书记，后任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在他68岁时，率先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位，退居二线的请求。丕显叔叔则在1980年就向邓小平同志推荐38岁的年轻干部王兆国同志。
我父亲和丕显叔叔从中央苏区儿童团、团中央时相识，直到五十年后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共事，在党的历史上确实罕见。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大好年华所从事的民族伟业，使他们深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们越是接近暮年的夕阳岁月，越是对德才兼备的人才、年轻干部、专业人员、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充满着希望和期待。“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我父亲1958年在南阳隆中诸葛亮草堂改写的一副对联。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两人在一次会议上，又为在场年轻人挥笔寄语：“致力四化建设，勿忘振兴中华。”为了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更多地提拔年轻干部，1983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以干部四化为标准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又于1985年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给年轻干部的筛选、任用再铺设一级台阶，再进行一次全党性的选拔。这次会议得以召开，丕显叔叔无疑是个积极分子、促进派，其作用应充分肯定。
我父亲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对开阔的鄱阳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头像，撰有他的生平。他双眼凝视的前方镌雕着党徽、团徽、队徽。三枚徽章代表着一个组织整体。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赖大超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体的存在，他们将永远不会干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广大党员的成长、奋斗密不可分。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的执政地位，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否则何以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和牺牲；同时这种执政地位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否则何以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同样奋斗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会顷刻瓦解覆灭。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面向未来，重视自己的历史，让党的历史陪伴着党的生命，如影相随，继续谱写出史诗般的壮丽画卷。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作者：胡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