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单要看到这一个会议,还要从这一段时间中央一系列举措和背景看反腐工作。”1月12日,中纪委一位官员这样对记者说。
之前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一段让很多人体会到力量:
坚持自觉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必须深刻认识到,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把反腐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联系起来,你看看去年和以往会议讲话,这样的力度很强。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最近也指出,反腐倡廉是提高党执政能力重大政治任务。”这位中纪委官员分析说。
就在2004年末,中纪委和监察部发出通知,强调干部赌博一律免职。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制度、体制、源头、治本等等词汇也频频出现在高层的讲话之中。
资料显示,2004年1至8月,被“双规”、隔离审查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省部级干部就有36人。中央纪委、监察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继2003年严肃查处了十余名省部级领导干部以后,2004年又查处了一批省部级干部,其中有省委书记、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高官。
湖南省纪委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2004年的工作感受。他说,没想到这一年中央系统性地出台了这么多有关反腐的制度性文件。“这让我们在反腐之忧中感受到了喜,但落实的任务还很艰巨。”
这一年,《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暂行规定》、《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等文件出台,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标志着制度反腐的系统性启动。
而据记者了解,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草拟时,就召开了数次座谈会,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胡锦涛总书记在1月11日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也强调:“要经过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政从正出,财自才来”
“贿随权集”,这自古有之。而如何真正使“政从正出、财自才来”成为规则还远非易事,尤其是对权倾一方的人群。省部级官员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高官出现的问题说明我们的监督体系或监督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
他认为,从理论上讲,中国现阶段对公职人员及其行使的公共权力的监督不能说不健全,更不能说没有,如党内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立法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但仔细分析这些名目众多的监督体系,对于一个地方大员,如省委书记这样的一把手来说,却几乎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说纪委同级监督、人大的监督作用和干部选拔用人机制上都存在不足。
2004年6月,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研究了1998年至2003年省部级官员违纪案件中涉及私人企业的情况。他撰文指出,当前腐败案件,特别是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官员与私营企业的互相利用和勾结已成为经济类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的突出特征。
王和民统计了36名为私营企业办事牟利的领导干部所办的121件事,其中审批、借款及担保件数占总件数的22.3%,承揽工程占17.4%,土地审批占14.9%,办理证照占12.4%,审批补贴及减免税占7.4%。其余的审批推销订购商品、放私、诉讼牟利和公司上市分别占7.4%、5%、4.1%和2.5%。
“这些领域的行政权力非常集中,钱也就盯上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对私营企业的市场进入、资金支持等方面还非常不够。”上述中纪委官员分析说。而在案发前似乎投入总是和产出成正比,这也助长了权钱结合。
财产申报制度被看好
财产申报制是人们非常看好的制度。记者了解到,早在1995年5月,中央就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不过后来非常遗憾,这个制度没有真正落实。否则后来那些发案的省部级官员也没那么轻易地就掉进犯罪深渊。”河北省纪委一位官员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这位官员对此有很深的体会:“那个规定是很好,但是也存在申报主体太宽泛,财产界定范围过窄,受理机构级别不够等问题。另外,一些官员的反对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反腐不容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省级官员的制约方面,去年明显有了进展,很重要方面是监察体制改革,对省外实行巡视制,对中央部委实行派驻制,最初是在三个部委试点派驻,后来扩展到八个,去年4月全面铺开。“监督权明显强化,独立性得到保证,过去中央对省级干部的监督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局面,巡视制的确立正是往这方面的努力。我认为,在短则两三年内高级干部的腐败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离开权力的谋私都不能叫腐败,例如盗窃。反腐败其实是防止公共权力异化。”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这样说。
2005:体制改革与反腐互推
“(上世纪)80年代初个别官员是从全民经商和价格双轨制中牟利,90年代,贷款和土地成为腐败重点,而后来还加上了跑官卖官这样直接的权力腐败体现。”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研究员这样梳理腐败历史脉络。
有地方纪委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说,腐败是从消费商品领域向生产要素领域进而向公共权力逐步渗透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研究员也曾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研究室主任培训班上指出,腐败的经济源头主要是三个:一是利用行政干预市场活动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二是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调整和变化的时机,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牟取暴利。他警告说,“要在转型过程中努力保持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公正,防止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今年经济也是反腐共同的重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研究员这样向记者分析。他说,如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现在是利润最高的领域了,而这也是权力集中的地方,因此不公开、公正、公平地建立这些领域的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就总有“寻租”的空间。而今年又是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之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有人说2005年是又一个改革年。这里的改革当然不是20年前要不要商品存在的改革,而是已进入深水区后的改革问题。很多人已认识到去年宏观调控中的很多问题都是体制性的,而中央高层最近也一再强调,要以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刚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不断推进治本抓源头工作。要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行政审批制度和财政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等方面的改革,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的有效机制。
2004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经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郑重表示,他自己在党风廉政方面一定以身作则,诚恳地希望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进行监督。这个表态赢得了现场热烈掌声。2005年,掌声已经更多地响起。
(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田毅 孙荣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