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1日电 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2004年中国的经济社会资源更加朝着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配置。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2004年GDP增长9.5%左右，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农民收入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大幅度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报道，值此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该报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撰文，回顾总结2004年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并对2005年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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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中国社会发展状况

　　一、经济进入新的高速成长期

　　继2003年中国GDP增长出现新的起飞、达到9.1%之后，2004年GDP增长继续爬高。尽管中央实行了新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投资过速增长，防止经济出现结构性过热，2004年的GDP增长仍然达到9.5%左右的高速度。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

　　二、人口总量达13亿，其增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持续实行的低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10年低于替代水平，目前降到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7‰以下。中国总人口2004年突破13亿，年均净增长已经降到800多万人左右，人口总量峰值的到来，可能比原来多数专家预测的要早、要低。在此情况下，在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成为当务之急。如何利用好目前我国少儿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供给充足的“人口机遇期”，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推动力，已成为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三、就业已走出最困难的阶段

　　1990~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规模从6.5亿人扩大到7.5亿人左右，增加了约1亿人。到2004年9月底，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74万，全年将新增就业人员900万左右；有385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全年将有约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全国共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21万，比上年末增加2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从2004年第二季度开始，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出现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的状况，第三季度继续延续这种同比增长的趋势。到2004年9月底，全国城镇单位有从业人员10944.3万人，同比增加37.2万人。从经济类型看，公有制经济单位有从业人员8095.3万人，同比减少379.6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有从业人员2849万人，同比增加416.8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26%，比去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在一些老工业基地，随着下岗和失业体制并轨的初步完成，积极自谋职业的动力显著增强，经济高速成长和农民收入提高使珠江三角洲等少数地区出现局部的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尽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但就业在总体上走出最困难的阶段。

　　四、城镇消费进入第三波热潮

　　2004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4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从商品类别看，增长最快的是石油及制品类、通讯器材类、汽车类、金银珠宝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化妆品类，其零售额都分别增长25%~46%。

　　2004年1~9月份，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中，78%来自工薪收入的增长，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收入也几乎同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同比增长10.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5%。在人均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滋补保健品支出、车辆用燃料支出和交通支出，分别增长40%~52%。

　　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新的跳跃性变化，继20世纪80年代第一波衣食消费和90年代第二波家用电器消费热潮之后，以家庭住房、家用汽车、交通通讯为龙头的第三波消费热潮已经到来。2004年1~9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约30%，35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和土地交易价格上升约10%，轿车销售180多万辆，增长18.5%。

　　五、城市化速度显著加快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进入加速期。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我国内地城市数量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加到661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0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4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17个。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500万。

　　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决定停止执行原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各省市必须限期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职业工种限制，不再干预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取消专为外地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和使用农民工企业的不合理收费。

　　许多省市都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如湖北省结束使用了46年的“农业”和“非农”户口的历史，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实行户籍随就业地迁移办法，对于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进城务工3年以上、与用人单位签订2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的农村劳动力，允许申请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在城市落户。山东省开始实施“户籍新政”，取消“人口控制办公室”等各类城镇人口迁移控制管理机构，不准再收取城市增容费，全面放开县城内户口迁移政策，加快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湖南省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和由此衍生的其他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广州市将进一步放宽户口限制，凡在广州10个城区内“安居乐业”满5年并已参加全市社保的本市农村居民，可申请转为居住地的城市居民户口；凡在中心镇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的本市农村居民，可转为该中心镇的居民户口。

　　目前，我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继知青返城、下岗职工安置后的第三次就业战略大转移，即从乡村到城市的就业大转移。

　　六、农民收入8年来首次有较大幅度提高

　　农民收入增长经过8年徘徊之后，2004年出现可喜局面。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1~9月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

　　中央实行的对农民多予少取政策取得明显效果。2004年1~9月，农民现金收入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升高，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增长24.9%。二是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0.5%和24%。转移性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政策性收入增加，前三季度农民得到的政策性收入人均19元，其中粮食直补收入人均12.7元、良种补贴收入人均1.2元、退税收入人均0.6元、退耕还林补贴收入人均3.2元、扶贫款人均1元。三是农民打工收入继续快速增长。本地打工收入增长23.6%，外出打工收入增长18.8%。四是农民税费负担较大幅度下降。1~9月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33%，其中农业税比上年同期下降29.6%，农业特产税下降79.2%，两税附加费下降68.4%。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益增加明显。据2004年对全国9000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小麦收益情况的调查，小麦亩均总收入420.5元，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为199.1元，比上年增加111.3元。小麦价格上涨因素使亩均增收78.6元，政府补贴因素使亩均增收12.6元。

　　经验表明，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就必须要投资农业、转移农民、减少农民。

　　七、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到2004年9月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1606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556万人，其中参保职工人数为12037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为4025万人；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1941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039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0367万人，共有674万失业人员享受到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待遇，比上年同期增长5%；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409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万人；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5883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万人，全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数为37万人。

　　社会保险基金保持了增收大于增支。2004年1~9月，全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566亿元，同比增收18.4%，支出2216亿元，同比增支10.5%；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98亿元，同比增长16.5%，支出143亿元，同比增长7.5%；医疗保险基金收入768亿元，支出595亿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21亿元，支出12亿元，27万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基金收入35亿元，基金支出20亿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2004年1~9月，全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共有939.5万户家庭和2199.5万人，比上年同期户数增长5%，人数减少1%。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居民中，在职人员占6.6%，下岗人员占21.4%，退休人员占3.6%，失业人员占19%，“三无”人员占4.4%，其他人员占45%。

　　农村特困户救助面有所扩大。2004年1~9月，农村共定期救济生活困难人员813万人，471.8万户。在已开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区，有213.1万户、444.6万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长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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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关键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应注意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发展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对于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这个关键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是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

　　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与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3000美元的水平，这是中国应当引以为戒的。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全球化影响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国在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关键时期之后，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特殊国情。

　　第一，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众多，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这给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因此要特别注重城市化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

　　第二，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的调控。

　　第三，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呈现出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虽然老人和少儿的社会总抚养比在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因失业造成的抚养比在上升。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

　　第四，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所以，要关注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完善重节约、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

　　第五，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因此，应实施新世纪的减贫工程，并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农村投入的资源，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六，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高度关注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各种管理的社会技术水平，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第七，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对国际的影响完全不同，以往的发展经验说明，大国的兴起和更替往往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势力范围争夺的国际冲突。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快速提高自己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时候，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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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一、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

　　中国继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初期两次经济增长高峰之后，目前进入第三个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原本以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粗放扩张阶段的结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买方市场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持续20年的GDP近10%的年均增长时期已经过去，此后将进入GDP年均增长7%的常规期。但在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中国逐步壮大的消费市场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GDP较高增长周期。

　　二、“入世”保护过渡到限期，垄断行业改革到关键点

　　截至2004年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历3年过渡期，国内大部分产业的保护过渡措施到期，垄断行业的改革面临新的挑战，盈利空间较大的银行业和汽车业首当其冲。

　　按照“入世”协议，在“入世”4年内，放开人民币的零售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到2004年8月底，外国银行已在我国设立了近200家营业机构，13家外资银行获准在华开办网上银行业务。我国目前已有13个城市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中国的银行今后面对的是国外的强大竞争对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一场输不起的“背水一战”，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仍高达20%多，接近2万亿元人民币，而且资本充实率比较低，实现盈利状况也不够好。四大商业银行共有员工近150万，比照国际同行，同等的资产规模仅需员工30万人。一向靠政府信誉托底的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在“背水一战”中顺利过关，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社会问题。

　　按照我国的“入世”承诺，汽车关税将从2004年的34.2%最终降至2006年25%的底线，降税分3个阶段进行。降税的前景造成汽车减价压力，国产轿车价格将继续呈下降趋势，2004年有较大幅度降价的车型不下50款，主流轿车企业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等全面参与价格竞争，预计2005~2006年大部分轿车车型价格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在消费者买涨不买跌心理驱使下，汽车库存会有所增加。2005年全年汽车总产量估计在500多万辆，增产幅度18%左右，轿车产量估计在240万辆左右，增长幅度大约是18%~20%。中国现已有100多家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规模效益来降低成本，防止汽车行业重走当年电视行业过度竞争的覆辙。

　　三、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到2006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2000年的25亿人增加到32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42%上升到50%。许多经济起飞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达到30%~40%以后，城市化进程会有一个加速期。

　　中国的城市化加速，目前已形成巨大的利益驱动力量：一是农业用地和非农用地存在巨大的价差，土地价格具有很好的升值前景；二是城市聚积经济效益明显，一个市民的消费等于三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三是按农村一亩地年均纯收入500元，而向二、三产业转移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6000元来计算，那么，每转移一个农村劳动力的收入相当于增加了12亩耕地，可增加该农民年纯收入3500元以上。全国许多地方农民工外出打工汇回家乡的收入都超过了当地的财政收入。

　　但在目前城市化的加速过程中，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出现了大量无地无业农民。尽管目前中国城镇总人口达到了5.2亿多，但是非农人口还是只有2.5亿多。大量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在城市里享受的公共权利、公共服务，与拥有户籍的市民相比还有极大的差别。所以，加快城市化的关键，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妥善处理好土地征用争议、农民工利益保护等问题。

　　四、老龄化问题逐渐显化

　　我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3亿，约占总人口的10.2%。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35年前，中国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誜1，但再过35年，这个比例将会扭转为1誜2。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平均为4000美元，很多已经达到10000美元，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乌拉圭、阿根廷也为2000美元左右，而中国目前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人口老龄化而又没有进入富裕社会，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提出诸多挑战。

　　目前中国养老金制度还主要是覆盖城市正规劳动部门，农村只有约10%的人口参加了小规模的和自愿性质的农村养老系统。总体而言，目前全国仅25%的劳动力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险；而家庭规模的普遍缩小又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构成威胁。目前老年人通常平均有4~5个孩子分担赡养，但家庭孩子的减少会很快改变这一切，若干年后就会出现平均2~3个孩子分担赡养老人的情况，独生子女家庭会出现一对夫妇照料4个老人的情况。

　　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的养老费问题、医疗问题、照料问题、孤独问题、社会参与问题、精神健康问题等，都会逐步显化。老年人的消费，也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市场。

　　五、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虚假短缺

　　近两年来，随着劳动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劳动争议和劳动纠纷事件以及群体性劳动冲突突发事件逐年增加：一是国有企业转制中的矛盾突出，引发的罢工、静坐、阻断交通、集体上访的事件增多；二是中小型私有企业、港台企业和外资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并在争议案件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三是侵犯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经常发生雇主随意拖欠工资、克扣工资、扣押身份证、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任意辞退和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情况；四是征地农民工就业安置后企业违反协议辞退的问题比较突出。

　　由于非技术劳工缺乏集体谈判能力以及劳动保护法规得不到落实，农民工的平均工资10多年来几乎没有得到增长。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所谓“民工荒”，实质上是在农民收益有显著提高情况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造成的对劳动力供给市场的扭曲，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珠江三角洲地区12年来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

　　六、子女教育费用将对家庭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递减之势，而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储蓄意愿，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全国城乡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近几年有较大幅度增加，而其中增长最多的就是教育费用。而世界多数国家在人均GDP由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时，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比重反而有所下降，特别是教育的费用有所下降。

　　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表明，子女教育费用都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子女教育状况与孩子未来的职业和生活道路密切相关。但是教育从幼儿园起就开始交各种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也超出了普通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从而导致居民家庭削减当前消费开支，增强储蓄力度。目前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教育的竞争仍在使子女教育费用攀高，这会对家庭消费倾向和储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

　　七、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将显示出更大的差异

　　随着20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群成为社会中上管理阶层的骨干，他们新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中国未来的走势。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居住地域的人群当中，价值观念出现较大的差异。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一是出现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他们对成功者的价值判断呈现不同的理解，更要求自己把握命运，更加认同一些新的社会价值；二是出现新的民族主义取向，他们生活在中国经济社会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时代，容易产生迅速改变现实格局的浮躁和激进情绪；三是注重消费的物质主义偏好明显，认为经济地位可以改变一切的看法相当普遍，老一辈的省吃俭用习惯已转变成新一代流行的超前消费；四是出现文化主流的年轻化，从服装时尚到流行歌曲、从电视互联网到闲暇生活、从企业文化到社会观念，青年一代正在使主流文化出现年轻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把握价值观念新的变化规则，塑造新的社会价值形态，弥合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