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0日，5名自称为“国务院内参”的记者，在山西省蒲县某煤矿不期而至，随后以“内参调研”的名义索要3万元现金。当晚19时许，接到举报的执法人员将他们抓获，并查获用于作案的笔记本电脑、微型摄像机、照相机、桑塔纳轿车以及假印章、假证件等物品。

　　2004年春节过后，山西省冒出十几家非法期刊社，而且私自设立所谓的工作站、记者站，招聘“记者”，从事非法新闻采访活动。针对这种情况，山西省先后出动检查人员近5000人次，进行专项整治，以维护正常的新闻秩序和社会秩序。

　　既摄像又拍照 拉起架势索要钱财

　　2004年9月24日深夜，蒲县黑龙关某煤矿。一个身影神秘晃动，手握摄像机拍录了该煤矿。次日，此人找到该矿负责人并出示记者证：“我是《中国法制报道》记者，你们矿偷着生产，要登报曝光。”

　　次日，临汾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接到该矿举报电话：“有一位名叫刘涛的记者，他说掌握了我们违法生产证据，以要曝光为由威胁我们。”随即公安机关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将刘涛当场抓获，经查其所持记者证属伪造。

　　刘涛，原名刘海龙，山西翼城县人。“刘海龙以假记者身份进行诈骗活动，跨越了多个地区，涉及乡宁、曲沃、安泽等地的10余个执法单位和企业。”临汾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局长郭春平说。经公安机关查明，自2003年9月始，刘海龙冒充记者四处敲诈勒索，金额达14万多元。

　　据临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协平介绍，“一些假记者的装备齐全精良，特别是高级照相机、摄像机已成为他们的必备工具。他们扛着摄像机到处摄像、拍照，目的就是拉起架势索要钱财。”

　　山西是产煤大省，每天成千上万辆汽车向外省运煤。这些车辆或因超载理应被罚，或因执法人员的不当执法无辜被罚，也有正常交纳的费用，一车煤运出要一定的开支。于是，一些假记者就瞄上送煤车这一行当，或者发现执法人员的问题以媒体曝光恐吓，或拿出假记者证、摄像机蒙骗，送煤车过卡。据知情人反映，把一车煤送到省界，一般收取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据了解，目前假记者已不满足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小打小闹，而是有意识地利用一些非法期刊进行规模化敛财，呈现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倾向。

　　在本文开头自称是“国务院内参”记者的身上，公安机关收缴了“内参调研证”“《决策动态》(内参)工作证”等。让人可笑又可气的是，“内参调研证”上所绘的中国地图，既没有标出海南岛，也没有标出南沙群岛。目前，这5名假记者已被临汾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据山西省“扫黄办”副主任马爱民介绍，假记者的敲诈对象一般有四种：煤矿、其他私营企业、发生不当行为的政府和执法部门、各种事故的当事人和单位的法人。敲诈手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找毛病。假记者发现上述四种对象的问题，先以媒体曝光要挟，进而摆出大刊物“记者”的架子，吹嘘自己能够摆平，诈骗当事人或单位领导进行直接现金交易，或者出资在其刊物上刊登广告，然后，这些人再拿广告提成。

　　这些假记者“胃口”很大。据一名私营企业主反映，有一名假记者拿着摄像机在他的企业“照”了半天，说问题严重，又不说什么问题，只说要向上反映，要公开曝光。临走时，该私营企业主拿出两条烟和2000元钱，假记者直接把烟和钱从车里甩了出来，扔下一句“你当打发要饭的！”

　　第二，不断骚扰。这些假记者都有一股拿不到钱不罢休的“干劲”，只要盯上你，或者说你有问题，一曝光就不得了；或者说你的工作好，有创造性，宣传出去对企业的发展和个人提拔有好处，总之是不断地打电话，不停地上门。无奈之下，一些单位就花钱打发走这些假记者，息事宁人。

　　在一些地方，假记者的出现已成为社会公害。山西省2004年就取缔非法期刊社、工作站、记者站21个，移交和警方抓获的假记者17人。临汾市聘请100多名新闻工作监督员，监督媒体从业人员纪律情况，加大对假记者的打击力度，查处5起以境外期刊和其他媒体“记者”身份进行非法活动的案件。

　　谁为假记者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一些单位和部门，不能正确面对自身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却要千方百计遮遮掩掩。这时恰逢假记者前来行骗，一个要捞一个要送，结果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临汾市文化新闻出版管理局新闻出版科科长谢惠生形象地说。

　　如果说一些单位和部门不能正确面对舆论监督，不敢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助长了假记者气焰的话，那么一些非法期刊社、记者站的存在则为假记者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他们利用非法期刊和记者站进行敲诈勒索，并通过卖站名、社名，卖假记者证、调查证非法敛财。

　　2004年以来，山西省连续查处了9个设在太原市的非法期刊社、记者站和设在其他城市的13个所谓分社、分站，他们所出的刊物均无国内统一刊号，利用境外注册刊号在境内非法出版，或者假冒国内合法报刊，招聘“记者”卖假记者证。

　　马爱民说，这些非法期刊社和记者站，一是拉大旗做虎皮，二是假事真做、装模作样。很多非法出版物往往冠名“中国”，如《中国经济论坛》《创业中国》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另外，这些非法期刊装帧“考究”，不时登有各级领导人的照片。这些非法期刊多为“赠阅”，“在我们查处案件中，除《法制新闻》(B刊)有部分销售外，很多都是‘赠阅’，以便受到查处时，以没有经营收入为借口逃避打击。”马爱民说。

　　“一些非法期刊所刊载文章，多以揭露社会问题为主，往往危言耸听。而且假记者成分杂乱，有的是为了敛财，有的则是借非法出版物写文章泄一己私怨。”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处长王志文说。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省“扫黄办”主任李锐峰说，山西查获的非法期刊社和记者站大都向香港或北京的所谓“总部”交纳了数万元人民币，购买站名、社名，每年还要上交数目不等的“管理费”。总部收钱后只给一个站名、社名和“国际标准刊号”，有的发一个“公章”和社名、站名的铜牌，有的则让私自去做公章和铜牌。

　　非法期刊社、记者站设立后，他们便开始“招兵买马”，同样不讲任何资质、条件，交钱就行。前来应聘的每个人需要交纳3000元至5000元不等，有的叫职业押金，有的叫培训费，有的叫证件和培训资料费，然后发假记者证。同时，这些非法期刊社、记者站还进行“业务培训”，有的甚至配发假警服。

　　值得欣慰的是，在2004年，包括《法制新闻》山西记者站、《创业中国》山西记者站、《警视专刊》山西办事处等在内的非法机构受到查处。特别是临汾市已取缔名目繁多的非法记者站达20个，如《中国警视周刊》晋南工作站、《法制月报》晋南工作站等。这无疑有效遏制了非法新闻活动，维护了正常的新闻秩序和社会秩序。

　　重拳打假 何处下手

　　针对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报刊牟取非法利益，全国“扫黄办”将进一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出版总署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全国“扫黄办”副主任曹宏随表示，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防范、辨别真假记者和报刊知识的宣传。新版记者证自全部上网向社会公开以来，很多基层单位和个人通过“中国记者网”了解到了新闻机构和记者的情况，既保障了真记者正常的采访活动，也打击了假记者的违法犯罪活动。

　　对于非法期刊社、记者站和假记者的存在，不少地方新闻宣传部门的干部认为，在司法介入的同时，全社会特别是一些党政机关要提高警惕，识破假记者招摇撞骗的伎俩，这样才能打压假记者为非作歹的空间。同时，真记者要增强自律意识，从严要求自己，这是树立记者队伍良好公众形象的长治之道，更是让假记者无处藏身的久安之策。

　　“山西打击非法出版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也感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马爱民说，“在查处一些非法期刊案件时，许多人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杂志的内容有没有问题，好像内容没问题，杂志就没问题。也有不少单位和群众，明明是被诈骗了钱财，但抱着破财免灾、息事宁人的态度，连作证也不愿意，这就在无形中帮了假记者的忙。”

　　山西省某县委宣传部一名干部经常被一些单位请去“接待”或“斡旋”。他说，对真假记者分辨不是问题。早些年，一旦我拆穿假记者的真面目，这些人就知趣地走了。但近几年这些人活动十分频繁，他会一直盯上你，有机会就找麻烦。

　　他说：“前些年，我们派出所拘留过几个假记者。但这几年派出所说啥也不敢动真格了，因为这些假记者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网。他们打着某领导或媒体负责人的旗号，我们打电话核实，这些领导就说是自己的小兄弟，多关照。这样的假记者我们基层干部哪里敢得罪？”

　　据了解，假记者和非法期刊总是首先欺骗各级党政领导，以达到欺骗更多群众的目的。《警视专刊》在山西非法出版时，在给领导和知名人士充当其编委的邀请信中，称其出一本“专辑”，哄骗不少人签了“同意”字样，但转眼就把这些名字印到所谓刊物编委会的名单里了。

　　李锐峰表示，整顿假记者、规范媒体从业行为，除了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加大工作力度以外，还应发动全社会进行监督，让全社会知道这些假记者和非法期刊社的伎俩。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向全社会公布监督电话，把好进口关，出问题不护短。同时，根据市场竞争需要，各媒体应培养、建立专业化的、作风过硬的营销队伍，改变目前为创收而滥设站、滥招人的局面。

　　在临汾市看守所，一名假记者被问及为什么要冒充记者时说：“因为记者这个职业受人尊重，在一般人的眼里比较神圣。另外，现在新闻文化部门和宣传部门的管理上也有漏洞可钻。”

　　假记者的这句话，不能不让人反思啊！(来源：新华网记者李亚杰、尹天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