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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星驰的《功夫》甫上映便捷报频传。在香港第一天即打破近期单日票房纪录，台湾市场亦很快传来突破一亿新台币佳音，内地票房数天内则高达八千六百万人民币，传媒预测突破亿元已非难事。当年首届海峡两岸三地电影导演研讨会的一个共识是：整合三地资源，制作堪与好莱坞大片媲美的“中国电影”。周星驰正在成功地实践着这个目标。

　　提升“无厘头”艺术地位

　　周星驰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香港电影现象。这个现象有三个特点。第一，提升了“无厘头”喜剧片的艺术地位。周星驰原籍上海，一九八八年从影，参演处女作《霹雳先锋》即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显示了他的演艺实力。后来，他主演的《审死官》，在香港创下票房将近五千万元的纪录。近年的《少林足球》再一次刷新香港票房纪录。一连串的票房纪录，已经显示他的“无厘头”风格具有真实的艺术生命，不是一片之王的偶然之作。

　　周星驰的喜剧风格被称为“无厘头”，即突然而来的插科打诨，配上反传统无规律可寻的夸张动作，可观性极高。当年香港观众喜欢并接受他的“无厘头”喜剧，曾经被某些文人雅士解释为欣赏水平太低，并且图解为是香港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市民需要以笑减压。在那种解释下，“无厘头”庸俗、香港观众幼稚。周星驰的作品后来广受内地大学生与同胞们欢迎，压力论不攻自破了，因为内地节奏与压力，比香港缓了轻了许多。周星驰成了内地大学生的崇拜对象，间接为香港广大观众的欣赏水平平反了。周星驰本人走上了北京大学讲台，因而浑身开始闪着学术金箔，身价陡增。他的“无厘头”风格成为内地和香港两地雅俗共赏的艺术佳品。各路学者也争相将这个“胡说八道的小子”请进学府高讲阔论，以光门面以振声威。

　　当学者们争相阐释周星驰现象并为之贴上“后现代主义”卷标的时候，周星驰说得很白，他不知道什么叫“后现代主义”，不过他明白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的艺术自然是大众化艺术，大众化艺术就是最通俗的艺术。他拍《西游记》不是有什么高深的思考，而是因为没有钱将那么伟大的《西游记》整部演出来，所以就拍了省钱的喜剧。搞传播理论或表演艺术的人，可以从周星驰现象得到有益启发：最优秀的大众传播艺术也就是最通俗的大众艺术。

　　愈民族性愈具世界性

　　第二，周星驰现象印证了成功的香港电影亦是成功的“中国电影”的论点。成龙、周润发、吴宇森等人冲出亚洲进军好莱坞，代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影坛的外向张力，也是继七十年代李小龙之后，香港影人跻身国际影坛的不懈努力。这种外向张力，与周星驰回归上海拍片，恰恰形成北上西去的全方位拓展，为处于弹丸之地的香港电影工业寻找更大发展空间。八十年代主导香港电影主流的“新浪潮”电影人，基本上都是本地新人，他们成功地令粤语片重焕青春。但是，他们告别的只是五、六十年代粤语片的传统，他们得以成功地扬威国际，靠的仍是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化传统。香港电影导演大师张彻在八十年代就指出，“香港的本地化，骨子里还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和现代，并非回到以前粤语片时代”，“电影是外国传来的艺术，而中国人的电影，又必须有中国传统，香港正好是这个交汇点”，“最善于运用中国传统的却是比较现代化的中国人，如胡金铨、李翰祥和我(张彻)，如李小龙、成龙和洪金宝，因为传统需要和现代化结合。”

　　功夫，是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李小龙是喝洋墨水读番书的香港人，他的一身唐装功夫衫，比其它香港影星更中国化，正是回归“中国化”的李小龙让洋人们爱上了中国功夫片。后来张鑫炎找李连杰拍了更为轰动世界的《少林寺》，那更是真正河南嵩山少林寺的真功夫。到了周星驰，功夫没有李小龙、成龙与李连杰的硬朗，但是却聪明地用港产的“无厘头”包装了他打不起的少林寺，先后找了赵薇与黄圣依两位内地女星助阵。结果，这种“无厘头”加中国功夫的两地组合，开创了功夫喜剧也缔造了票房神话。虽然当年周星驰还不够份量在两岸三地导演会高谈阔论，但是他踏踏实实拍出了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接受的“中国电影”。这类周星驰式的“中国电影”，洋人大概很难理解，不一定像华人看了就会笑起来，但确是“中国电影”，没有夹杂洋文，也没有好莱坞，但是有十多亿人口的市场支持。

　　复兴影业还靠内地市场

　　周星驰现象至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好莱坞认可了的“中国电影”才是世界性的电影？起码，这里涉及了一个问题，什么才叫世界性？《红楼梦》难道会因为洋人欣赏不了其中的诸多中国文化精品，就没了世界性？当香港的诸多演员成功地打入好莱坞的时候，他们“出口转内销”的作品，叫好之时刷新不了“无厘头”纪录。

　　第三，周星驰在内地制作的影片连续获得巨大成功，证明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兴起的回内地拍片路子走对了。以二零零一年香港电影票房十亿元计，人均一百五十三元，看电影四点二五次。而美国是四点一三次，日本人则不足二次。港人进电影院的次数不比美国人与日本人少，但影市却一路下滑，原因就是供过于求。二零零零年港产片一百五十部，日本二百八十二部。日本人口以一亿二千多万计，约为香港六百八十万人口的十八倍，但影片产量仅是香港的一点九倍。亚洲另一个影片高产王国印度，同期年产八百五十五部，它的人口以十亿计，约为香港的一百三十五倍，但影片产量仅是香港的五点七倍。除了粗制滥造与盗版外，创意旺盛的香港电影工业痼疾在于市场过于狭小，解药唯有内地市场。周星驰就是例证。(摘自香港大公报；作者：可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