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颐合财经副总裁、香港某基金首席顾问王吉舟在接受中国工商日报记者采访时，根据他长期跟踪资本市场上蒙牛和伊利的表现，提出蒙牛根据与国际股东的协议，要实现三年后销售额达到120亿元以上的飞跃，因此需要通过收购同行大企业、整合别人销售额来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伊利被迫加紧了MBO的步伐，当家人郑俊怀甚至不惜挪用巨额公款。

　　因《解析外资巧取豪夺资本故事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的报道被广泛传播，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蒙牛乳业副总裁孙先红。

　　关于“走在一起”这句话不是在上市之后说的

　　新京报：最近国内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的专访。里面把郑俊怀急于MBO的原因归结为蒙牛挟外资逼迫。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后，牛根生曾说：“伊利与蒙牛迟早要走到一起。”这算不算蒙牛收购伊利的信号？

　　孙先红：这是一个假论据，完全是“移花接木”。蒙牛上市是2004年6月的事，而牛总说“伊利与蒙牛迟早会走到一起”是2000年的事。我不知道接受专访的这位财经专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不经意”地犯了一次糊涂，还是聪明人在放“烟幕弹”。

　　大家可以翻一下2000年第10期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其中有一组名为《同城恩怨》的文章，该文章写伊利与蒙牛是“裂变之怨”，文章写道：“精明的牛根生还是不喜欢舆论将蒙牛与伊利对立起来，更不愿逞口舌之快去贬损伊利。但牛根生透露了他内心深处一个笼统而朦胧的感觉：”以后伊利和蒙牛还会走到一起。’“

　　牛总之所以如此说，是基于他的信念：竞争的最高阶段是合作，合作双赢。有几件小事，可以反映他的这种思想：一是他在企业里坚定不移地倡导大家在提到伊利、光明等兄弟企业时，要称“竞争队友”，而不是“竞争对手”；二是他提出伊利和蒙牛除了自有品牌，还有一个共同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三是他屡次强调“蒙牛伊利，本是兄弟”，“草原品牌是一块，蒙牛伊利各一半”。

　　在他的住宅里，摆着一套茶具，是伊利股份制创立十周年时的纪念品。当时没请他，但他自己去了。伊利的人很意外。牛总为什么不请自去？他说：“我在伊利干了16年，在蒙牛才干了5年。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伊利，在那里流过的泪、淌过的汗、洒过的血，比在蒙牛多得多！所以，要说感情，我对伊利的感情，实际上不比对蒙牛的差。”

　　所以，牛总要表达的意思是，纷争是暂时的，两个企业迟早还会走到一起。走到一起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由纷争到合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像我们两家这几年合力打造共同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局部领域走到一起的表现。

　　关于摩根士丹利套现逐渐退出表明已到“离婚期”

　　新京报：王吉舟提出的第二个证据称，收购伊利只需6亿资金，而恰恰是在伊利出事后仅3天，也就是12月20日，摩根士丹利就套现了6.7亿多港元的现金，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孙先红：摩根士丹利何时套现，套现多少，早就约定在先，2004年6月在上市相关文件中已有明文规定，并公示过，这是受到香港联交所监控的。摩根士丹利这样的策略股东，与一般的股东不同，其投资特点就是“进进出出”，用我们牛总的话说，“摩根士丹利与我们结婚，是要离婚的”。现在，它逐渐退出，表明已经到了“离婚期”，是符合其一贯策略的。既然退出是摩根的既定策略，那么，协议生效时，按部就班地套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这个日子不是巧合，莫非摩根和蒙牛竟然有这样的神机妙算，早是半年前，便料定郑总会在12月20日前后被捕？

　　再说，即使王先生的逻辑成立，那也是摩根收购伊利，而不是蒙牛收购伊利。摩根要是想收购伊利的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机构难道兜里没钱，还得用抛售股票的方式来“等米下锅”吗？

　　王先生号称财经专家，财经常识自然不会不知道。

　　他这样“内行人说外行话”，生搬硬拉，混淆视听，让我们的确有点儿怀疑王先生的动机。我们从网上查知，并据知情人透露，作为服务过长三角地区某乳业巨头的王吉舟先生，是个投资顾问，长期在内地工作，只是挂名香港某基金。

　　关于外资傀儡蒙牛中方股东处于控股地位

　　新京报：专访中说，摩根等外资股东持有蒙牛相当数量的股份，所以，蒙牛已经是外资股东的傀儡。

　　孙先红：首先澄清一点，蒙牛的中方股东处于控股地位。王先生搞错了。

　　但即使是站在中方股东不控股的前提下讨论问题，王先生的逻辑也极其荒谬。

　　这位所谓的财经专家似乎忘了：蒙牛是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众公司———外资不持有相当比例的股份，那还能叫“海外上市”吗？我国大部分境外上市绩优企业均有外资持股情况，而且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难道这些企业也是“外资的傀儡”？在王先生眼里，不控股就等于傀儡，于是，他的逻辑必然导致这样的观念误区：所有在独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外资的傀儡；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是资本(无论内资，还是外资)的傀儡。用陈腐的政治观念，对一个普遍的现代资本结构进行如此片面的解读，有失一个专业投资顾问的水准。

　　何况，摩根100年来在全球投资的国家、行业、企业不计其数，在我国投资的企业也不只是蒙牛一家，也不只是乳品一个行业，对平安保险、南浮电池等已于蒙牛之前做过投资，为什么只对从事乳品行业的蒙牛感兴趣呢？

　　具体到蒙牛来说，摩根等金融投资者，投资就是为了退出，而不是为了控制企业。蒙牛上市后，外资股东已出售了部分股份，目前的比例已降到了金牛、银牛之下，即便按王先生的标准来衡量，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傀儡问题。

　　利用外资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引进外资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内涵之一。蒙牛在海外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国际股民的钱，办中国农民的事(养牛致富)，办中国市民的事(喝奶健身)”。6年来，蒙牛融来的20多亿外资，为内蒙古增加了80多万头奶牛，给农业链条上创造了160多万个就业机会，给运输环节、销售环节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岗位，现在蒙牛已经是全国收奶量最大的农业产业化“第一龙”，被誉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但是，依王先生的眼光看来，牛根生只有把利润揣进个人腰包才算成功，否则，即便让百万奶农发上洋财、让亿万消费者喝上好奶，那也是“忙来忙去，都是给人家做了嫁衣裳，根本不关中国人什么事”。

　　我实在佩服王吉舟先生，他有勇气向全世界宣布，一个企业让中国百万奶农脱贫致富“不关中国人什么事”，让亿万消费者强身健体也“不关中国人什么事”，惟独企业家个人产权是否一股独大才特别关乎到“中国人的事”！

　　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这是全世界的经济潮流。“用全球的资源，做全球的市场”，这将是一个国际化企业的必由之路。

　　我们引进大量外资，也不是要与国内同行比个高低，而是为了推进牧场国际化、工厂现代化，并引进国际先进管理、技术，提高民族乳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子孙后代创建一个百年老店，为国家民族打造一个世界品牌。

　　新京报：现在我们再来看文章提出的第三个论据：“年销售额只有40亿元的蒙牛，靠什么实现三年后销售额达到120亿元以上的飞跃呢？收购其他强大的竞争对手，直接整合别人的销售额，看来才是惟一的制胜之道。”

　　孙先红：这位财经专家说他长期关注蒙牛，为什么对蒙牛2004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34.73亿元的最新数据却视而不见，偏要用2003年40亿的数据？2006年离现在还有两年，中国乳业的平均速度达30%，这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增长空间。但这篇专访却将“收购”说成“惟一的制胜之道”，这样有意回避客观事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位专家动机何在。

　　关于郑俊怀挪用公款MBO只有挪用公开才能进行自救结论荒谬

　　新京报：这篇专访讨论的核心问题被解读为，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文章认为，是蒙牛挟外资逼迫，让郑俊怀孤注一掷，冒险MBO.你对此有何评论？

　　孙先红：这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且有挑拨内蒙古两大乳业之嫌。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一贯头脑清醒。我们不会因为别人挑拨几句，然后就对打起来。伊利郑总出事的时候，我就告诉打来电话的新京报，伊利是个好企业，即使个别人有问题也不等于企业有问题。

　　竞争到处存在，把企业领导挪用公款的原因归结为两家乳业的竞争，实在是闻所未闻。国内乳业中，蒙牛、光明、三鹿、完达山、三元、新希望等哪一家不曾受到竞争威胁，他们也只有挪用公款才能进行所谓“自救”吗？中国各行业各产业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也要这样干吗？细读王吉舟先生的言论，感觉王先生的逻辑很奇怪，例如这一段就说不通，我给你念一下，他说：“目前，真正控制伊利股份的，只有金信信托一家，而金信信托去年以2.8亿元人民币的代价，从呼和浩特市政府手中买下伊利的全部国有股份，或许，这正是郑俊怀借金信信托之手实现MBO的招数，然而，郑俊怀这一招虽然使外界势力的敌意收购成为不可能，却涉嫌挪用公款，导致他锒铛入狱。”王吉舟先生的意思好像是在说，股份由呼和浩特市政府掌控是不可靠的，必须由郑总个人掌控才算安全……按王先生的逻辑继续往下推演，有可能得出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是不是企业家的个人尊严比国家利益的尊严还要大！

　　再说，如果外资想收购伊利，直接收购即可，难道非得通过蒙牛来“曲线”运作吗？

　　我还提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从目前发布的新闻来看，老郑挪用两笔公款的时间在2000年至2001年之间，那时候，外资还没有进入蒙牛，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预测(外资第一次进入蒙牛是在2002年11月)———既然那时连外资都没有，自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蒙牛挟外资逼迫”郑总的问题。王先生见木不见林，演绎这样荒唐的逻辑，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

　　来源：《新京报》 作者：乔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