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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缅怀敬爱的小平同志

　　迟浩田

　　1977年11月初，我刚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即和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等同志一起，向身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小平同志。他亲切地鼓励我说：“我就是要选个年轻人，给我们这些老家伙当‘替死鬼’。你要大胆地工作，不要有畏难情绪，天塌不下来。”他还指着高个头的罗瑞卿同志，幽默地说：“天就是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如此坦率的谈话，令我终生难忘！在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缅怀他为建立新中国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下的丰功伟绩，回想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聆听他谆谆教诲的一幕幕场景，心底里涌动着无限的感念和崇敬之情。

　　领航破坚冰

　　1977年7月，在全国人民的翘首企盼中，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当时，“文革”延续下来的“左”倾思潮仍困扰着全党，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小平同志顶着政治风险，旗帜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首先推动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他曾直率地给我们交底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标准，我就别出来工作了，什么事都干不成。他提出，应当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重要论断，拨开了笼罩在思想理论界的重重迷雾，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此关键时刻，小平同志最早站出来明确表示支持这场讨论。他启发我们说，你们要联系实际想一想，大家经常讲，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是不够的，还得强化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意识。6月2日，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我在会场上边听边记，有的话如春风拂面，让人耳目一新；有的话如雷声贯耳，顿感精神为之一振。在真理标准讨论遇到强大压力和重重阻挠的时候，小平同志如此旗帜鲜明地肯定和支持这场讨论，指出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实质，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和与会的同志交流时都觉得，小平同志的讲话简练干脆，平实严谨，鞭辟入里，切中要害，使我们积郁在心头的疑虑很快被廓清了。

　　我主抓总参的政治工作，亲自受领了小平同志的许多指示，这对于正确理解他的意图，做好各项工作极为有利。总参任务繁重，情况复杂，小平同志是第一书记，我们把握一条原则：大事多请示，小事不干扰，扎扎实实地干，一件事一件事地办，在落实他的指示方面走在前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由于军队系统还没有部署学习，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等一等再说。我们考虑，这场讨论意义重大，全党为之瞩目，总参应尽早组织学习和讨论。我们先动起来，可能有人会指责我们不请示，但这不要紧，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有点胆量和气魄。小平同志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就这样，总参最早在全军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把它作为根本性的思想建设来抓。我们提出，军事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也不能搞“两个凡是”。要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军事领域的影响，积极主动地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正是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抓得比较早、比较自觉，从而为总参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大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军事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所有这一切，与小平同志的教导、启发和强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小平同志的正确引领和坚强推动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迅速在全国展开，打破了思想僵化的坚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使我们党迎来了自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也使中国这艘巨轮乘风破浪，驶向了现代化建设的新航程。这场大讨论，内涵丰富，影响深远。饮水思源，尤觉不易，我们更加钦佩小平同志深邃的政治远见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阔斧平冤狱

　　十年浩劫，造成了大量的沉冤积案，如果不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就不可能实现安定团结。一生中三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小平同志，对此有切肤之痛，指示要设法加快平反冤假错案，并亲自过问批办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大刀阔斧地平反了成千上万桩冤假错案。如此大规模、集中地落实政策，荡涤冤狱，为中外历史上所罕见，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谬误的胆略和魄力。

　　总参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是在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78年4月，总参党委决定开展以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散、懒”、整顿官僚主义、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三查三整”活动。小平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专门召集我们谈话，强调要通过“三查三整”，解决总参在“文革”中存在的原则问题，查清林彪、“四人帮”在总参的阴谋、罪行和有关联的重大问题，分清重大是非；要打掉派性，整顿好领导班子。针对我们最初提出的“四个不要涉及”，小平同志明确表示，这是不对的。如果揭摆问题不能涉及死了的、调走的、不在位的和患重病的，那怎么能搞清问题呢？不管涉及谁，重大问题都要搞清楚。他给我们鼓劲说：“分清是非，没有一股子劲是不行的，甚至包括得罪一些人，不得罪人不行。”他还要求加强对“三查三整”的领导，指定我协助杨勇同志抓好这项工作。我们用小平同志的指示统一思想，深入发动群众揭摆问题。总参党委从自身做起，带头整顿，所属各部、局党委也针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整改措施。在“三查三整”中，我们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有关的人和事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这对纯洁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接下来的甄别、平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革”期间，由于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总参派性严重，冤假错案多，要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涉及面宽，难度较大。小平同志对此非常关心，他对我们说：“总参的冤假错案不少，你们要积极主动，抓紧平反。要不等不靠，看准了就干起来。也可能与此有些牵连的人会想不通，但等这些人想通了，就什么事都耽误了。”听了他的话，我们有了主心骨，感到力量倍增，马上组织班子展开工作。对总参的所有案件，凡实践证明是诬陷不实的，结论不正确的，不管什么案件，不管什么时间，不管谁批准的，都一律改正过来。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全错了的全平，部分错了的部分平，绝不留尾巴。那段时间，总参办公楼每天晚上灯火通明，大家加班加点，从堆积如山的“专案”材料中逐条核实鉴别，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78年底，相继为1500余人落实了政策，为430余人平反昭雪。

　　最令我难忘的是，总参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有万余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为了体现对蒙冤受屈同志的真挚情感，杨勇同志和我商量后确定，把曾经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张爱萍、李达、孙毅等老将军和贺龙元帅夫人薛明等同志请上主席台，我当场宣布了11个平反决定，共为52位军以上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是大快人心之举，会场上掌声雷动，许多人喜极而泣。总参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军数量最多，行动最快，声势最大，引起了巨大震动。会后，一位高层领导问我：“你们这样做，是怎么考虑的？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当即回答：“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都是经过总参党委讨论的，都请示了我们的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试想，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英明决断，没有他为我们掌舵、撑腰，我们能做出这样的惊人之举吗？

　　决断大裁军

　　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百万大裁军。我清晰地记得，在1984年11月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小平同志伸出一个手指，用极平静的语言宣布了裁军一百万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他的讲话，句句透出力拔千钧、气吞山河之势，屏息倾听的高级将领由愕然到释然，很多人洋溢着兴奋的神色。我当时就预感到，这一精兵强军之举，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我军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把“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几百万军队盘马弯弓，枕戈待旦，始终处于临战状态。那时，军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机关臃肿、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干部老化等问题。小平同志尖锐地批评说，这样下去，别说打仗，就是“跑反”都跑不赢。他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国际风云，作出了世界大战在短时期内打不起来的科学论断，并进一步指出，既然看准了这一点，我们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他曾对军队的一些老同志讲，让我当军委主席，可以，但是要减军费，军队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正是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分析，基于对我军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基于对国家改革和经济建设全局的深刻把握，小平同志果断地做出裁军百万的战略决策。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裁军百万，是我军编制体制的革命性变革，是全方位的立体震荡，裁减人员之多，难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小平同志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和阻力，在军委扩大会上，他以恢宏的气度直言：“这是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在确定精简方案时，有人推测，昆明军区的部队曾在小平同志率领下征战南北，可能会保留下来。但方案一公布，昆明军区撤掉了。此举在军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由此看到了小平同志的坚定决心和无私胸怀，也看到了我军现代化的希望。全军上下，心悦诚服；军内军外，竭诚配合。有人说，小平同志是军委主席，如果迁就照顾，这一百万就不会裁得这么痛快。

　　当时，我任济南军区政委，主要任务是搞好原济南军区和武汉军区的合并精简工作，对小平同志的战略意图有深切的感悟。大家虽然都懂得精简整编的大道理，然而一旦撤到自己的头上，感情上就难以接受。特别是要裁减那些有功勋、有荣誉的老部队，工作就更难做。比如，军委决定撤销某军时，该军领导就搬出战史向我“申诉”说，这支部队南昌起义时就立下战功，战争年代横扫大江南北，为什么要撤掉？他们想不通，强烈要求军委重新考虑。有人甚至直接找军委领导，含着眼泪要求保留所在部队。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坚定地用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大局意识教育部队，让广大官兵认清精简整编决策的科学性，积极维护新编制的严肃性，增强贯彻落实整编方案的坚定性，从而保证了精简调整任务的圆满完成。

　　这次大裁军，是在国际上美苏争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单方面的大规模裁军，在国际上引起了普遍赞扬。有的媒体评论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这与某些国家口是心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已实现历史性跨越，和平发展已具备坚实的基础，国防和军队建设正向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方向加速推进。抚今追昔，小平同志独具慧眼，在新军事革命初见端倪的时候，下决心对军队动大手术，使我军的发展赶上了新军事变革的时代潮流，走上了质量强军的建设道路。我军后来的几次精简及体制编制调整，都贯穿了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小平同志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

　　军队跟党走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性质要求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跟党走。任何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事业。小平同志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大局意识，我多次听到他强调“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的话”，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更不能打某些人的旗帜。

　　小平同志是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统一的典范。他一贯强调，军队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搞五湖四海。他唯才是举，善于识才用才，即使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能大胆启用。他早在任二野政委时，就非常注意用各个方面的人，任军委主席后，更是反复强调从多方面选人用人。他胸襟博大，豁达乐观，临大难而不畏，一生三落三起，处惊不变，愈挫愈奋，始终保持对党的坚定信念。他功勋卓著，是人民根本利益的杰出代表。他居功不傲，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他身体力行，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他超越自我，达到了与党的事业、与民族利益、与人类进步融为一体的高尚境界。

　　小平同志对搞“山头”、搞“小圈子”深恶痛绝。他反复警示军队的同志，要坚持党性，反对派性。1977年12月，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主义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1989年5月，他告诫中央领导同志，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后来，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听中央的话，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

　　小平同志正气凛然，高风亮节。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能显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伟大政治家的勇气。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得罪任何人，敢于打破情面，果断处理纠正了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他在临退下来时的讲话，虽然简短，但掷地有声，感人肺腑。他说：我要退休了，讲几句话。我们的军队要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他讲完这几句话后，说了一声“拜拜”，夹起包就走了。我作为总参谋长也在场，对小平同志这种伟人风范深为叹服，感佩之至。这体现了他是一个真正无私无畏的人，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真正顾全大局的人。

　　我在总参和军委工作期间，出访过100多个国家，接触过许多国家政要和朋友，他们对小平同志高度称赞，有人说：“邓小平是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一代伟人。”还有人大发感慨：“你们有邓小平，可我们没有。”他们对小平同志的敬佩之情，对我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充分肯定，溢于言表。我听后，深为我们拥有小平同志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感到无比自豪，这是我们党之大幸、国之大幸和民之大幸。小平同志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可以说，正因为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我们才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迎来了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繁荣盛世，才赢得了如此崇高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也必将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原载《求是》2004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