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足球之战引发了不少讨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次中日两国的政府和媒体似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立场：希望中国一些球迷不要过于情绪化，不要把两国间的政治情绪带到体育比赛上。
但其中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政府和媒体是力阻比赛的“政治化”，而日方媒体和政治人物却相反，他们借批评球迷过激，故意使事件“政治化”。
比如8月3日，自民党内一些议员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抗议，澄清“是不是反日教育的结果”，并对中国能否办好北京奥运会提出质疑。
不能归咎于教育
比赛结束，尘埃本可落定，但日本保守派人士仍不依不饶，一口咬定足球场内的“反日”情绪都该归咎于中国历史教育。《产经新闻》说：“要彻底消除中国的反日，就要先删除中国历史教科书内的抗日战争史”。
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表示：“在这次的球场反日问题上，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十多次的抗议。在教科书上，也已经通过日本的一个特别组织，同中国方面进行检讨。对于不恰当的地方，将会提出反对，要求更正。”
在这种局面下，甚至有的中国学者也表示，中国应当检讨教育中的“国际主义”缺失，要提倡“基于全球观念的国际主义”。
笔者认为，把中国民众中出现的非理性情绪归结为缺失国际主义教育，责难中国记录本国历史的教科书不够“国际主义”，不但不妥，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首先，中国部分民众的激进情绪是教育所致吗？笔者从网络、日常生活等许多角度观察，发现现阶段民众对于日本的厌恶感，远远高于其他曾给中国带来伤害的国家。那么同样是教育，为什么起到的效果不一样？而且同样的教育，为什么两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里，却能保持良好的民间态度？
显然，把现阶段民族情绪的膨胀归咎于教育，如果不是荒谬，至少是失之简单的。连日本媒体都承认，中国的政府和媒体在整个事件中，表现的是相当克制的。其实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近来涉及中日关系的许多事件，中国方面都保持了低调。如果换是日本媒体，恐怕做不到。
民族情绪的膨胀
足球比赛引发小部分球迷的激烈情绪，这本是任何体育赛场上，包括国内比赛中都能见到的现象。恰恰是日本政治人物在借题发挥，把事件公开引向了政治化——反观中国，哪个政治人物出面了？其实相对于日本，中国对国际赛事的报道和态度要“国际主义”得多。熟悉中国媒体环境的人都知道，把体育竞赛和政治斗争挂钩的言论，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国公共话语中被提起。
其次，当前的国际关系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行为单位的，世界上哪个国家实施的是“国际主义”教育呢？哪个国家真正可以做到用国际的眼光去看待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呢？力求弱化中国部分民众中的激进情绪，不将外交纠纷转化为民族敌视，正是中国政府和媒体一直坚持在做的，但效果甚微。这恰恰说明，中日问题，并不是“教育”或“宣传”能解决得了的。
中国民众借中日关系发泄情绪，恐怕原因在更深层的别处。在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现代化开始起步的阶段，民族情绪的膨胀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伴生物，根本是不可避免的。以民间保钓运动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钓”兴起于香港、台湾，恰恰是本地现代民族意识兴起的时候，是伴随着两地现代化过程出现的；当时中国大陆的民众哪里有这个概念呢？
如今大陆“保钓”运动兴起，则正是因为大陆现代化进程开始、“公民社会”意识逐渐出现的结果。由此观之，只有当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催生出逐渐成熟的公民社会，政治人物、政府、公民团体各自的职能、职责有着更清晰的划分，民众有正常途径发表对国家外交政策意见的时候，才会有更为理性、成熟的看法和行动。在民族国家上升期要求这个国家去超前进入“国际主义”时期，这要求未免太不合理。
本土认同反而不足
第三，中国的国家教育到底应该注重什么？我认为以目前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来看，需要的恰恰不是空泛的“国际主义”教育，而是一种现代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教育，是要培养公共观念，培养国民对于本国历史、地理、文化、文明的深刻认同。
不少中国的学生可以轻松地说出美国有多少州，日本有多少大岛，却不知道中国有多少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正在丧失，而对美、日、韩等文化产品的认同却急剧提升，这才是中国教育真正值得忧虑的地方。如果没有客观、理性、成熟的，对本国本民族的认同，何来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客观、理性、成熟的认同？
前段时间“古高句丽王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问题，引起中韩(朝)之间激烈争论，但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不清楚高句丽本来也是中国历史之一部分，这恰恰暴露出，以前的教育实在是太“国际主义”了，以至于把自己的历史“国际主义”化了。
笔者也反对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对中国很有害，但我认为这股情绪的出现并非主流，而是随着民族国家、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支流。对这一现象是要有所警惕，需要花大力气去尽力引导。笔者也赞成中国可以主动做出调整姿态，比如可少提“抗日战争”，多提“反法西斯战争”，但不能为此否定国家教育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矫枉过正，我们将失去更多的东西。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文/宋念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