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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代风云人物，邓小平的音容笑貌也永远留在了同时代的各国政要的记忆中。在《国际先驱导报》驻全球记者的寻访过程中，这些记忆的复活又一次让他们激动起来。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希思(英国前首相)：1983年时，人们认为既然要到1997年事情才会起变化，现在谈香港问题时机不成熟，还可以再等等。但这一年，邓小平在会见我时说，他曾说过要用两年时间和英国政府谈判香港问题。现在一年过去了，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据了解，撒切尔夫人想等到1997年时，提出让香港维持原有地位50年。这肯定是行不通的。您(指希思)回国后，应当告诉撒切尔夫人，现在只剩下一年时间了。如果她不能在一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将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参加我和邓小平会见的还有一些中国官员。我们最初谈的是一般的国际形势，他们都靠着椅背，微笑地倾听着。但当邓小平讲到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往前凑，听得非常专注。其中一位倾身向邓小平说，您知道希思先生和撒切尔夫人关系不好。邓小平挥着手说：“我当然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谁都知道希思先生和撒切尔夫人关系不好。但英国驻华使馆会向外交部报告，而外交大臣又会向撒切尔夫人报告，那么撒切尔夫人就会知道。这就是我所说的采取行动。”于是，每个人都露出笑容，说当然会是这样，事实也果然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有一次，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来到西雅图，而我当时因为其它事也正好在那儿。我就给邓小平下榻的旅馆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我也在西雅图，想要去他的旅馆拜访他。邓小平给我回话说，我已经在华盛顿拜访过他，现在应该由他来拜访我。于是邓小平从他下榻的旅馆步行来到我下榻的旅馆，来到我的房间，这下可在保安人员中引起一阵混乱。

　　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邓小平曾邀请我全家访华。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我们全家沿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走访了大渡河、泸定桥等地。回到北京后，邓小平详细询问了我们的观感，还跟我们回顾了他自己当初长征时的经历。

　　《国际先驱导报》：您觉得和您私人接触时的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统)：15年前应中国领导人的邀请，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两国已经经历了将近30年的对抗。因此为了此次访问能成功进行，双方都作了大量工作。

　　我们来到中国的时间非常不一般，正好赶上中国国内的大学生学潮。但是我们和中国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都认为，访问必须进行。邓小平那时已经将近85岁了，但他依然精神矍铄。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非常开朗，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希思：和他的每次会晤对我来说都很有意思，我想他也很感兴趣。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事务及影响中国的国际事务有着相当明智和非常广博的认识。他不仅有详尽的知识，而且有深刻的理解。他的个性，沉静而专注，无论说什么事先都经过考虑，并且立即就能解释清楚。他非常果断，从不踌躇犹豫，这些给人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我认为他是塑造现代中国的一位杰出领袖。

　　我很享受和邓小平的交谈，而且发现他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既坦率又直接。我讲什么，他看起来也总是乐于接受。对直截了当的提问，他答得也直截了当。他还喜欢用幽默给我们的谈话增加点佐料。显而易见，邓小平脑子里十分明了他所追求的长期目标，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思考也很深入。

　　基辛格：邓小平直言快语，他的话虽然不多，却有着将一个复杂问题加以高度概括，并用短短几句话表达出来的高超能力。因此，他能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做很多事。

　　他很喜欢吃火锅，曾经有两次，他带我去一家餐馆吃火锅。我们用餐的地方是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而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可见，他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

　　《国际先驱导报》：您如何评价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作用？

　　希思：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做出何等的贡献。他运用“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或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基辛格：我认为，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人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几乎每个方面我都大约在15年前听邓小平讲起过。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像邓小平那样，所预期的目标都得以实现。

　　戈尔巴乔夫：说到邓小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我认为，他最大的功绩就是提出了新的理论。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是对中国现实条件的全新理解，是对历史经验的有效借鉴。我坚信，如果不是邓小平对理论和政策领域中的教条主义成功地展开斗争，中国不可能发生今天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非常赞同邓小平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不能不顾本国国情而盲目草率照搬外国模式。因为照搬他国模式不可能带来成功，最后只会变成中国的“共产主义大跃进”或俄罗斯前几年的“资本主义大跃进”。这也并不是说不能吸收其它国家好的经验。正好相反，开放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其他国家好的经验。在我看来，邓小平及其继承者的主要功绩在于他们能够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同时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

　　作为近年许多国际论坛的一个参加者，我以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世界对现代中国的兴趣，对中国经验的兴趣，对中国政治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意见和建议的关注一直是与日俱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作者：陈玉芬、张金海、王波、段吉勇、徐剑梅、班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