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谈了东海可能会成为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本文将探讨为什么中日两国在东海的合作是可能的，合作的障碍是什么，以及如何合作。

　　至少有以下四点原因决定了中日东海合作是可能的。

　　首先，主权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主权理论在发展，主权的内容在变化。以欧盟为例，现在其成员国主权让度的程度在50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主权概念的发源地欧洲如是，作为亚洲大国、正走向世界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也应当在国家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在东海问题上，中日双方没有更好的选择。对中日两个大国来说，任何单赢的方案都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东海问题不符合世界大势，两国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与打算；用实际占有、开发的方式只能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争端；用传统方式确定领海边界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在“中间线”以东、冲绳海沟以西之间的海域(即“中日争议海域”)再划一条边界线，将牵涉到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目前直接商议解决钓鱼岛问题为时尚早。

　　再次，对中日两国，油气资源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了不受主权问题的困扰，搁置主权归属问题，直接商谈合作开发油气资源，不失为明智之举，其难度要小于解决主权问题。如果在油气资源的合作勘探、开采上取得经验，双方再商谈这一区域渔业资源、海底矿床资源等合作方式，就有了较为可行的基础。

　　最后，再拖下去，将使得双方的不满与猜忌越来越多，并在其他事情上表现出来。事实上，过去二十多年双方的总体克制态度，乃基于这一海域的“低度开发”，随着双方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加紧对这一区域的勘探与开发，可供克制的空间越来越小。双方与其继续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应对，谋划出一个为双方所能接受的合作制度框架。

　　合作的障碍

　　在谈论如何合作之前，有必要厘清合作的障碍是什么。这可以从中日两方面来谈。

　　日本方面，近年来的政党政治总体上走向保守，社民党、共产党等在野牵制力量变弱，公明党由在野党变成了联合执政党，两大主要政党民主党与自民党的政治理念日益接近，右派保守势力有所增强。所以，虽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空前密切，但主张中日友好的声音与力量不如80年代，民众中对中国有好感者比例下降。

　　日本年轻一代议员“历史意识”在淡化，主张对华强硬者不乏其人；小泉纯一郎上任后打破十六年的惯例，连续几年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声称“没有必要因为中方的反对而停止参拜”；加大支持“台独”的力度；在持续多年经济停滞、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出于对中国强大的恐惧，“中国威胁论”由日本肇端扩展到欧美。

　　在中国方面，民众中对日有好感者比例明显下降，主张对日强硬的声音明显上扬；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力下降；警惕美日同盟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而大力发展与欧盟、俄罗斯及别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应该如何合作

　　中日间的合作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但笔者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日两国间现在的敌意与防范，远比不上二战刚结束不久的法德两国，经济联系更比当时法德两国之间强得多。

　　中日双方都很清楚，要想摆脱对方而实现东亚区域合作是极为困难的，合作程度也有限。东海为中日两国实现合作双赢提供了一个天然良机，等待着双方的政治家、学者、商人、民众去把这机遇转化为果实。

　　现在的欧盟是区域合作的样板，但二战刚结束那几年，欧洲合作既不是民众的普遍愿望，也不是政治家的共识，而是源自于少数精英的主张。精英人物的努力与说服导致了欧洲媒钢联营的尝试，而联营所显示的巨大成效，使民众与政治人物改变了态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日两国的精英人物，应当担负起促成两国在东海问题上建立合作机制的重任。

　　第一，两国精英应让民众与政治家意识到东海合作的巨大益处与长远意义，它很有可能成为亚洲版的煤钢联营。两国在东海各做各的，或者互相对抗，都没有出路，而且非常危险。

　　第二，两国精英应帮助两国民众客观认识对方。现在两国媒体都不无偏颇之处，两国网民宣泄的情绪更无好处。精英人物有责任为改变这种状况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毕竟，民众观点不是固定不变的。缺点人人都有，国家亦然。为了两国的合作与整体利益，国家之间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

　　第三，两国的精英们可以召开研讨会、成立民间机构探讨东海合作的途径，为官方合作当“探路犬”、提供相应的基本材料。许多事例表明：非政府的“第二轨道”接触是政府间合作的先声。

　　第四，两国精英应鼓动政府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就东海能源问题保持沟通，试探进行合作谈判。沟通将减少乃至化解误解，消极防范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举行谈判是可取的，谈判一时无成果无损于国家利益，取得进展则是国家利益的“净所得”。

　　第五，两国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各占50%股权的公司，对“中日争议海域”展开资源调查，然后选定一二个点进行联合资源开采，取得经验，有了成果，再推广合作的区域与领域。

　　第六，关于钓鱼岛问题，约定在一个时期内暂不涉及。毕竟，这个问题太敏感，马上涉及只能妨碍双方在其他议题上的合作。而且，如果“中日争议海域”油气、海底矿床、渔业等问题得到解决，只剩下钓鱼岛本身问题，也就容易处置了。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文/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