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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驻香港记者 王健平报道　　　中国为实现经济软着陆而进行宏观调控，针对目前中国宏观调控的阶段性成果，《国际先驱导报》为此采访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陶冬连续多年被权威业内杂志、美国《机构投资者》评为“亚洲最佳经济分析员”。

　　早调控不耽误奥运和世博

　　记者：说起软着陆，恐怕还得先说说中国经济此前的情况？

　　陶冬：我判断是否经济过热，一般的根据是消费过度、投资过度或政府开支过度。但中国这次过热表现在几年后制造业产能的极度过剩。

　　我认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扩张是全方位的。最明显的是钢铁产业，中国去年钢铁产量为2.22亿吨，居世界第一。其产量超过世界第二至第四大钢铁生产国的总和。在此规模上中国还进口了3700万吨钢，占世界去年钢铁贸易的1/4。所有新上的钢厂都指着3700万吨进口钢，认为“国内需求甚殷，完全可以再上新项目”。甚至有人认为“如果钢价维持在高位，我的项目一年可以回本”(当然，这以不还银行贷款为假设)。中国去年的钢铁总需求是2.6亿吨，而2006年需求最多可达3亿吨。但据测算，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中国2006年钢铁产能竟可达到4亿吨。实际上，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铁矿石可供炼钢；即使有，也没有这么多船将铁矿石运到中国；即使有，中国也没有这么多电力来维持“电老虎”们运作。而靠贷款上项目，最终以不良资产的形式、靠国家买单来收尾，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

　　如果中国不进行宏观调控，估计产能短期会翻一番的行业还包括电解铝、汽车、手机、聚乙烯、纺织、纺织机械、港口集装箱等。到一定阶段，这些产业会出现产能过剩。这将造成生产力的浪费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发展，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记者：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儿？

　　陶冬：我认为投资过热的根源有两个，即银根过松、体制弊端。目前的货币环境基本仍维持着当年抗通缩的体制。随着通胀再燃，货币环境正常化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通胀反弹、利率不变的情境，实际上等于减息。

　　体制弊端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的GDP本位主义和银行体系缺少系统的风险规避机制。另外，民营企业的重化工化存在经验不足、决策不周的因素。它们的投资实际上是“理性”的投机行为(即利用信贷泛滥进行杠杆投资。赚了归自己，亏了属银行)。

　　中央采取措施使经济软着陆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中国过度投资现象还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上升的周期，不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讲，中国经济开始降温还不至于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收一收，距离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还有足够的时间，经济可以进入新一轮周期。

　　调控得喘息，仍存瓶颈问题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经济运行数据来看，你如何评价中国此次宏观调控目前取得的效果？

　　陶冬：这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工业增长速度减缓、货币贷款增速回稳等数据上看，“降温”政策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软着陆的可能性大增。

　　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我们有四个理由看好这次调控：一是这次政策调整较上次早了12至18个月；二是尽管投资下滑，但居民消费和出口竞争力较10年前大有提高，为整体经济提供了一个缓冲；三是今天的国际收支、通胀水平和“三角债”问题远比1994年时小，而稳定的宏观环境提高了软着陆的成功可能性；四是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虑，观念立场会随中央政府的决定发生改变的。

　　记者：这些数据对中国经济过热的忧心舒了一口气？

　　陶冬：我觉得随着投资数字下来，至少在心理上有点“喘息”机会，但是在经济上“喘息”的空间还不是太多。因为所谓“过热”的最大症状是瓶颈现象，比如煤、油、电、交通等。6月份统计数字出来后，我们发现瓶颈现象还在继续，而受影响最大的是出口商、农民和外资，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电力短缺现象目前尚没有明显改善。这中间虽然有部分季节性的因素，但电力和交通没有出现像月度经济数据那样的显著缓解。电力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很大，农产品对运输的需求很强，这个问题不解决，真正的“喘息”机会还没有到。

　　记者：中国经济要想好好“喘息”，看来还有待于瓶颈的舒缓？

　　陶冬：是的。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部分原材料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但有些东西却未必都能进口，比如说电力、交通等。中国是煤炭第一大生产国，而现在煤炭都供不应求。原材料、能源、电力、食品、交通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制约。

　　加息与放松银根的辩证法

　　记者：你认为宏观调控会持续多久？调控一旦放松以后，会不会反弹？

　　陶冬：这些问题现在还很难说。(调控放松)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大。所以我既承认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强调现在讲已软着陆还是言之过早。

　　记者：以你的标准，如何判定宏观调控是否成功？

　　陶冬：中国目前的调控成效，是在资金一片紧缺、民企出现资金断流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资金断流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会影响到经济中健康的肌体，这个隐性成本不得不考虑。目前调控的持续时间，我们不可能不考虑进去。

　　关键是要看，银根放松或者信贷微调后，投资会怎么反应？如果银行银根放松到其正常运作水平，而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重复建设、低效益建设均不再出现，调控就算成功。只有看到这个结果，我就可以确信，经济已成功软着陆了。

　　记者：在国家财政、金融政策上，你对下一阶段的宏观调控有何建议？

　　陶冬：我对此有两个政策建议：一是微调信贷政策。第一轮信贷紧缩已经取得初步进展，投资热得以暂时抑制。为防止因资金周转而可能出现的破产潮，银根宜适当放松，但整体信贷政策基调维持偏紧。以区别对待的方式，使正常的商业活动得以维持，而过度投资继续受到压制。

　　二是加息。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意味着不变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政策的连贯性应在动态中体现出来，即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政策，以维持一个中性的货币环境。加息未必意味着紧缩，而是根据通缩变通胀这一现实，将利率水平正常化。这和美国联储日前的加息性质是一样的。加息无法制止地方上非市场因素驱动的投资扩张，但对制止房地产过热和原材料囤积却有效果。同时，加息但放松银根，也为健康、从事正常商业活动的民企提供一条生路。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