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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琪

　　尽管从1776年美国立国至今已200年有余，但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之前，美国人在历史上几乎就没有机会来了解真正的中国，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人关于自身的假设

　　“你们要学会把自己放在中国的位置上去看待中国的内外政策，考虑中国的问题。”这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教授在他的课堂上不断提醒美国学生的话。他时常发自肺腑地对他们说：我们可能不喜欢中国的政策，可能不赞同中国的价值观，但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人同我们一样是一个有理性的民族。中国政府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有它自己的道理。我们应当了解它的道理是什么。

　　“把自己放在中国的位置上……”有谁体会到对于美国人来说要学会做到这一点有多么难？有多少人能了解，即使是提出这样一种自我要求，他们也要经历多少个世纪，做出多大的跨越？

　　回顾起来，虽然从1620年第一批英国殖民者乘坐“五月花”号船横跨大西洋到达北美大陆的普利茅斯，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从1776年美国立国至今也已有200年有余，但美国人在历史上几乎就没有机会来了解真正的中国。这样说，并不是指美国人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或接触中国人，而是指美国人的种族、文化优越感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阻止他们了解中国。

　　克里斯托弗·杰斯帕森在他的著作《美国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中讲了一句十分贴切的话：“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人关于自身的假设。”换句话说，美国人总是用自己的价值和制度来衡量中国，这样，怎么可能指望他们了解一个在历史、文化和民族方面与他们迥然不同的中国呢？

　　19世纪后期，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建立在三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加强的推动力之上：第一个是宗教，美国人想要用美国自己的精神、政治和文化形象来重新塑造中国，这导致大批美国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其次是市场，中国的市场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美国向其他西方列强提出强迫中国开放门户的主张，以便它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均沾在华利益；第三个推动力是以种族主义为中心的，这导致了1882年的排华法。许多美国人轻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劳工，把他们看作是下等种族，担心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移民将构成威胁他们生活方式的“黄祸”。

　　从1931年以后，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美国媒体开始制造关于蒋介石的舆论，它把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说成是深得中国民心的领袖，正献身于把基督教道德、政治民主和现代工业带给中国；蒋介石是在中国的民族危难之际出现的“亚洲最伟大的军人、最伟大的政治家和美国的朋友”，是“中国等待了几百年”才出现的人物。此时，美国人仍然是用对自身的理解来解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随着1947年冷战的开始和1950年起美国国内一时间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所导致的对“共产主义渗透”的大清查，美国国务院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要么被撤职审查，要么被强迫提前退休或要么转到其他部门工作。无论如何，这些人有关中国的宝贵经验和知识全部被付诸东流。对此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痛心疾首地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美国再没有人能够很好地理解中国的场景了。”

　　从那以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和解，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根本没有直接的途径来接触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才第一次给了美国人了解真实中国的真正机会。此时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已走上经济快速发展之路，再不是历史上美国刚开始与之交往时那个愚昧、落后的中国了。即使是这样，要让美利坚这样一个一贯带着优越感的民族“把自己放在中国的位置上”来看待中国和中国的政策，仍远非一件容易之事。

　　正因为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在对美国人做着认识中国的“启蒙”工作。其中迈克尔·亨特在他80年代发表的出色文章《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一再告诫美国读者：像其它民族一样，中国人是根据他们继承的世界观和目标来行动的，从西方国家玩弄权力政治的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可能是费解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但这些行为在中国的背景下可能“是完全明确的和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性的”。

　　这一点，正是美国人能够真正了解中国和中美之间维持良好关系的前提。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28期，作者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访问学者)